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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第18讲 犹太文明
上一讲我们说到伊斯兰文明是处于“去正常化”而开历史倒车的大浪潮中，今天我们看看与之针锋相对的犹太文明的演化情况。今日犹太文明的关键词是：从宗教到民主。这可以概括犹太民族的整个现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的历史，也指出其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标。
“以色列军队很强大，不可能在军事上打败它；而巴解组织在国际上有太多的支持者，因而不可能在政治上打败它。”[1]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外交家基辛格在2001年对巴以问题的总结：一个无解的难题。他的想法充分反映了西方文明的特征：对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崇拜。这就是西方崛起后世界500年动乱的根源。所以，在中华文明没有复兴而建立国际新秩序之前，世界无法正确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阿以冲突。
我们一直错误的把冲突当作是两个民族：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或是两种宗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两个世界：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所以，在西方领导下的人类社会白白牺牲了数百万人而阿以冲突却从未停止过。因为阿以冲突真正的根源是民主与现代宗教神权的冲突，尽管以色列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阿以冲突”这个词必然让人以为是两个民族的冲突，因此站队就是基于政治立场的。然而这是错误的认识，我们只要查一查以色列国会的组成就可以了：产生于2015年的现任第二十届以色列国会全部的120个议席中，伊斯兰运动联盟占据了13个席位，是以色列的第三大政治力量[2]。所以，“阿以冲突”这个词不显得是一个笑话吗？相反，如果我们用“民主与宗教神权”来定义冲突，那么问题的本质就变得非常清晰和简单了。世界各国乃至每个人类的站队也就不再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了，而是对人文主义态度的不同了，或者说就是对文明和野蛮的态度不同了。究竟还有谁会支持宗教神权主义呢？从这个角度说，基辛格说出了阿以冲突的现实表象，但回避了问题的本质，称之为世界第一外交混混并不为过。
然而，误会的产生不是没有理由的，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内部：西方文明习惯于用民族、宗教或者文明来界定冲突的性质，因为现代西方起源于民族国家。远在古罗马时代，完整的公民权力也长期仅仅赋予罗马市民，这和古代中华帝国完全相反，中国不仅所有国民政治权利平等，连匈奴、日韩等异族都可在朝为官。所以中国只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即华夷之别，而无仅仅基于民族的种族歧视。《阿以冲突》的定义就是继承了西方传统，它虽然能够使西方人容易理解冲突，而后果就是被伊斯兰主义者操纵了冲突的实质：把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变成了民族矛盾。第二个原因在于现行的西方外交理论没有能力处理国际问题，在西方领导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天消停过，西方外交官们与其说是在解决冲突，倒不如说是在利用和制造冲突而给自己和同行们留口饭吃。我会在《天下与人类》部分讲讲中华文明指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第三个原因是学术上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从中国到西方都是如此，因为目前人类的学术界基本被西方的脑残政治正确所把持，他们把伊斯兰教当作是和基督教、佛教等一样的宗教来对待，完全忽略了伊斯兰教军政教一体化的起源及本质。大家可以设想，连用“伊斯兰化”这个词都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学术界当然充斥着大量的废物。人类怎么能指望他们来启蒙普通民众呢？所以，对伊斯兰本质的错误认识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亿万精神阿拉伯人。而在西方民主国家，热爱革命的左派看重了阿拉伯人反抗西方的一面，却忽略了他们最终要消灭民主和自由的实质，如同1979年伊朗革命后宗教势力对原先左派同盟军的处理一样。法国记者Jean Birnbaum 2016年出了本书叫《宗教的沉默：左派面对圣战主义》[3]就是对左派和伊斯兰主义苟合的批判。第四个原因是在以色列这方面，因为以色列还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宗教依然统治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犹太文明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从宗教文明到民主文明的进化。所以对自由世界来说，民主也就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理由使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来支持以色列。
从历史来看，民族、宗教、文明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一回事。自从犹太人被迫离开以色列而流落到世界各地之后，犹太教就成了犹太人唯一的民族标志。直到今天，主流犹太教思想和司法案例也都认定：只要犹太人皈依非犹太教，那么他们就不再属于犹太民族了。所以，犹太文明中，族教合一的观念还是非常深刻的。
从神学角度出发，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一神教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伊斯兰教本身就是更为野蛮更为扩张的“山寨犹太教”。首先，这两个一神教同另一个相对先进的一神教基督教相比有一个最重大的区别，就是后者有前两者所没有的政教分离思想，圣经里耶稣一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4]成了从世俗主义者到基督教教士和神学家支持政教分离的最高神谕。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中是没有类似说法的，那么所有的政教分离诉求都缺乏足够强大而不可辩驳的神谕。其次，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控制生活方式且军政教一体化的一神教。他们都通过内婚制来形成宗教封闭集团。甚至在今天，婚姻在以色列依然是由不同宗教法庭（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控制的，这种情形类似于法国大革命以前。所以直到2015年，还有66.6万以色列人不能在以色列合法结婚[5]。最后，犹太社团和穆斯林社会都以难以融入所居住的社会而著称。
然而，在实践中，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只有伊斯兰教是充满扩张野心的，它要征服其他所有的民族。而犹太教仅仅是民族宗教，和印度教一样，他们并不寻求其他民族的皈依者。所以，在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冲突如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外部穆斯林和异教徒的战争从其诞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事实上，其教派内部的自相残杀程度比屠杀异教徒更严重。所以，即使伊斯兰教一统天下了，也并不意味着和平，而是内战的开始，直到人类灭亡。而犹太人则一直因为其宗教而成为各种大屠杀的牺牲品。为了保留其族教合一的民族身份，犹太人的封闭是自我保护模式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犹太人永远是所居住国的少数却没有一个或多个犹太国做后台，给人给钱甚至给枪。如果他们像穆斯林一样扩张，早在千年以前就被侨居国灭族了。正得益于其安分守己的封闭性，犹太人才能在绝大多数时期被侨居国接纳。第二犹太教既是凝聚犹太人的精神核心，也是控制犹太人不被侨居社会所同化的工具。所以犹太人虽然定居欧洲千年以上了，依然被认为是外族人。第三犹太教也是一种区别犹太人和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犹太教标识，比如犹太帽，大胡子等等。比如今天我们可以从巴黎19区（巴黎犹太人聚集区）的街道上到纽约肯尼迪机场看到这些高调彰显的犹太人。因为犹太民族人口少，所以这样到处以宗教标识出现的犹太人就给社会以“超额表现”[6]的印象。由此，从心理上说，这种“犹太人无处不在”且特别突兀的印象就强化了社会认知：“犹太人不是我们。”这点和中华文明完全不同，比如老外可能会很新奇看到中国人或日本人在我们的传统节日里穿上传统民族服装，多么有异国情调啊。但是，如果他们天天看到这些奇装异服出现在自己的社会里，自然会有排斥心理，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得“入乡随俗”，这既是自我的道德修养，也是生存之道。事实上，这种“入乡随俗”才是最先进文明的表现，因为只有足够自信的民族和人才能做到。比如法国著名的犹太人，大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又如爱因斯坦，再不济如巴菲特，川普的犹太女婿，我们何时见过他们整天带着犹太帽来表明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所以，犹太帽越多出现在人们眼前，世界就越把“阿以冲突”当作是犹太帽和伊斯兰罩袍之间的宗教战争。最后，根据犹太教法，在混合婚姻中，孩子的民族身份跟随母亲，这是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因为从历史来看，女性作为侨居的少数族裔，更容易被侨居国男性所吸引而结婚同化，犹太教的母系血统论正是对此的救济措施而防止犹太人口的减少。
尽管犹太人既不影响也不攻击其他人，但他们社团的封闭性和不融入性也是让侨居国歧视他们的原因。所以，犹太教既是保护犹太人在千年侨居历史里可以保留民族血脉的工具，也是导致犹太人屡遭歧视、压迫和屠杀的根源。
在今天，犹太教依然在以色列的国家及其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以色列国就诞生于宗教，尽管其体制是民主的。比如以色列国旗上的大卫星就是宗教象征，如同伊斯兰国家的国旗上普遍放上了星月标志。所以世人把“阿以冲突”当作成宗教冲突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以色列只有类似宪法的系列基本法案，其宪法的难产就是因为各方对犹太教的地位认识不统一：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把犹太教写入宪法？所以在以色列的法律体系里，有着信仰自由，却没有政教分离的文本。以色列还有两个司法体系，一个是世俗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另外犹太教内部的教派冲突也一直存在，虽然没有伊斯兰教那样暴力恐怖相向。最后，以色列国家和社会都一直在鼓励海外的犹太社团强化他们的犹太身份，这和穆斯林国家对在西方的穆斯林所做的没什么区别。
然而，得益于其民主制度，为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运动在以色列不断地兴起，以色列人越来越世俗化了，根据前面提到的皮尤研究所的调查，到2015年，只有34%的以色列人认为宗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巴勒斯坦地区则为74%。民主也越来越成为犹太文明的重要特征。但是根本性的问题也出现了：作为族教合一的犹太人身份在彻底世俗化以后将会变成什么呢？一神教起源的犹太文明要比多神教起源的印度文明更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建议用宗教和私人生活的分离来代替宗教和国家的分离[7]，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迫于现实的妥协。所以，世俗化和民主一直等待新一代犹太人可以提出更智慧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有着诸多的相似处，“阿以冲突”其实是应该走出军事或政治冲突的陷阱，而变成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文明竞争：我们希望看到哪个文明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做得更好，因为人类终将为那个更人文主义的文明而喝彩。这点以色列人一直是很有信心的，正如其前总统赫尔佐克说的：“以色列的民主是其力量的源泉，阿拉伯世界缺乏民主是其虚弱的根源。”[8] 而从文明进化的竞争角度来看，所有源自战争和暴力的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德国俾斯麦提出毫无节操的所谓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或者是什么地缘政治，这些都是我们的星球缺乏真正的领导者所造成的悲剧。
下次播出《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第19讲：第二部分第九章：非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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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胡利平、凌建平等译，海南出版社，2012，p. 163。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3] BIRNBAUM Jean, un silence religieux la gauche face au djihadisme, Seuil, 2016
[4]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新教）22：21；玛窦福音（天主教）22：21
[5] 根据 Hiddush（为宗教平等和自由的非盈利组织，于2009创建于以色列）的报告 , http://hiddush.org/article-16805-0-Hiddush_presents_Marriage_freedom_by_the_numbers.aspx
[6] 是指，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出现印象不成比例，后者过大了。
[8] 哈依姆·赫尔佐克，《亲历历史，一个以色列总统的回忆》，世界知识出版社，尹维江，2009
Chaim Hererzog, Living history, a memoir, Weidenfeld&Nicolson, 1997，p. 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