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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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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仅将重新定义革命,还将重新定义自由。

 

韩战美军阵亡36570 越战58209,总数近10万,都是因民国失去大陆而生。如美军在46年直接干预内战,不足5万阵亡的代价就可以捍卫一个自由中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 5000万大陆遇难者,也不会有金氏朝鲜,红色高棉,共产东欧等。这说明有勇气有远见而使用暴力手段绝对可以避免更大的人道灾难。

 

把法国大革命同俄国革命,大陆革命相比较,实在非常荒谬。法国大革命是争自由民主人权,是俄国暴动能比的吗?像朝鲜这样的政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手段推翻它都是合法的。

 

宪法,千条万条设计,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人权和自由。任何宪法失去这个目标,或在实践中没有以这个为目标都不是宪法,无须尊重。在实践中,可以参考国际人权系列条约执行,以取代非法宪法

 

17871113日,杰斐逊在为美国农民起义者daniel shays辩护词中就强调了人民武装反抗暴政的宪法权利,1793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条原则。那些攻击法国大革命不够改良温情的学者不是缺乏基本的美国 历史常识,就是专制的走狗。

 

改良派自以为学识渊博,他们的幼稚和迂腐和当年欢呼共军进城的大学生一样,历史已经让他们死在了夹边沟。激进派虽然不是各个学术水平高过改良派,但他们凭 人的良心使自己站了客观的立场上,同时也站在了胜利的历史道路上。

 

那些反对或歧视法国大革命的学者或其他人,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和人民在一起,他们也拒绝理解人民的渴望。大革命有其缺陷,但那是人民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

 

反人类罪作为刑法的理论和实践进步,可以成为针对系统性组织性反人类罪行的重要法律工具。从决策者到最底层的执行者,任何个人都不能以执行命令为由逃避审判,每个人都要承担反人类罪的个体责任。简单讲:凡是镇压过人民的,一个都不会放过,即使是临时工

 

西方善良的法学家指责用特别刑法程序对付恐怖分子违反人权,理由是该程序和纳粹等独裁时期对付人民公敌阶级敌人太类似。其实不然,前者是本质民主的例外措施,而后者是本质独裁的常规措施,完全不能类比。

 

对于大陆政体的研究用毛时代共产主义或后毛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来分析都是不准确的。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在大陆存在过。从49年前的美国民主粉丝到后来的 初级阶段,所有政策的核心都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围绕权力展开的:夺权,掌权,防止大权旁落。从这个角度出发,先进性的确表现为与时具进了。

 

旧制度的法国历史悠久,所以一旦人民好不容易有了革命的欲望和行动,就再也不能忍受改良的煎熬。英国,尤其是美国都没有法国人民那样长期的忍耐。所以,法国要么没有革命,要么就是革命。这是法国的宿命,是所有长期专制国家的宿命。

 

中国人民胆小如鼠,还是不要民主罢了。中国民主必然遭到俄国人军事干预,如果没有和俄国人军事冲突的勇气,就不要奢谈民主了。

 

少数的力量也超乎想像,1%的觉醒者意味着在一个人口2000万的城市,有20万人。所以让1%的人觉醒,使他们不再孤单,比叫醒99%的装睡的人更重要。而事实上,1%的觉醒比例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了。身为少数,不仅是光荣,更是站在了历史的胜利一边。

 

财政和行政危机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已经显现,但路易十四的强势个性和能力掩盖了危机,帝国错过了在伟大君主领导下最有利的宪政改革时机。到了软弱的路易 十六统治时期,矛盾已经无法掩盖,一点松动就意味全盘崩溃,因为路易十六及其廷臣缺乏力量左右改革。这就是台湾小蒋和苏俄戈氏的区别。

 

 

法国大革命前,帝国并不是没有想过改革,也努力实施过改革方案,但被特权阶级所否定,他们并不认为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因为帝国执政并没有全盘 公开危机存在的现实。其实他们也担心,全盘公开危机或许将导致统治集团的信心完全崩溃。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下,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大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通过购买贵族头衔而晋升社会地位非常普遍,他们在各方面效仿贵族,却依然被传统家族贵族所鄙视。和今日之大陆之商人买代表委员的顶戴多么相似

 

人民恐惧革命,害怕暴力,但革命一旦发生,人民就会将恐惧抛到脑后。勇士的鲜血会激怒人民,但羔羊的头颅会吓退人民。乌克兰人民应当骄傲他们的遇难者是勇士。

 

法国大革命在巴黎爆发后,各地农民也发生暴动,但这是一种有秩序目标明确的起义。几乎无流血发生,暴力只在封建领主抵抗时才发生,但通常针对财产而非人 身。当时法国的农民几乎不识字。——农民自发的暴动要比百年后共产党煽动的流氓暴动有节制得多。

 

私有制使得社会变得复杂而强大,成为对抗专制王政的力量。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制,而重新把社会纳入国家的统治范围,完成了专制程序。承认私有制后,却用专制 集团成员全面掌控私有财产(先富起来的核心意义)的方式来继续私有制下的专制。

 

"(英国革命时期)中产阶级是典型的投机分子,他们渴望暴力,拒绝任何风险,他们宁可通过行贿来交换一些局部利益,而绝不会冒险成为改革的中坚。过渡时期 的中产阶级往往是腐化和猥琐的一帮。中国当代的情况似乎也在证明着一点。"——现实如此,那些叫嚣中产阶级推动民主的人动机是什么呢?

 

所谓改良,只是权贵集团对不义之财的洗白方式,也是中产阶级继续保有其嗟来之食的方式,但却是由平民承担更隐蔽更永久奴役的阴谋。

 

反对革命,就是要剥夺人民反抗暴政压迫而采取的最后救济方式。革命不是目的,但是不能放弃的手段和基本人权。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基本人权。

 

五毛狗有一种侥幸心理,他们觉得自己是最低贱的政权走狗所以不会受到审判,其实现实很残酷。五毛狗的主子如果没有人命案等大案,很多都会因为其专业能力或 合作态度而留用来保持过渡时期的日常运作,而五毛狗却毫无用处,首先被其主子卖给人民当见面礼,以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

 

宪法的核心是维护人权,而不是维护形式上的政府。面对示威群众动用超乎比例的暴力镇压(自动武器和狙击手),政府就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成为暴政。别说通过议会投票,即使是人民武装起义都是合宪的,可以通过宪法法院事后确认。

 

宪法不是一部书面法,当然它首先是。宪法有宪法的原理,有些是书面的,有些是需要引申理解的。特殊状态如暴政,神权政府复辟都不能用书面宪法去解决。武装 暴动推翻民选政府希特勒合宪吗?民选上台不代表任期内永久合法。如陈水扁下令开枪镇压红杉军,国军武装政变逮捕陈就是合宪的。

 

蝗虫们没自信对法国说没有他们来消费,法国人吃什么?他们带着天朝上国的气焰跑到大陆政权下唯一的半块自由地区撒野。即使有诸多不变,支持香港人限制大陆人入境,给中国留一块净土。

 

在各国各段历史中,鲜见道德完全沦丧,且丝毫不以为耻的社会阶段。富人即使是土豪也会随着财富的增长,慢慢修正自己的品行向君子群体靠近,并以为荣。 只有大陆时期是个例外,逆淘汰,逆道德的反人类杰作。大陆民主化不仅是自由的斗争,更是对现行竞争规则的颠覆。道德要赢,而且要全胜。

 

大陆人不读书,读书的是割掉大陆尾巴的中国人。

 

项羽的成功在于他是继承的贵族,而失败在于他并不是天然的贵族。

 

在稳定中被奴役致死,或面对风险求生?没有谁可以代替人民选择,政府不能,知识分子也不能。事实上,人民不做选择,人民用行动表达决定。

 

世界的游戏规则进入完全改变的进程,但现有的利益集团依然墨守成规,西方东方都是如此,他们看到了而且应用了表面的形式,甚至也知道了改变的根本,但他们 做不到与时具进,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来自于旧的系统。而这,正是年轻一代的机会,或者是只有中国的年轻一代才有机会第一个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中国公民,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是应该最先进的,因为大陆是一张白纸,没有民主缺陷导致长达百年的历史污点。年轻一代中国人可以建立一套更公开更透明更 规范的游戏规则,让它可以良好运行50年,甚至100年。并留有足够的激励机制让我们的后代可以在实践中完善它。我们的幸运,我们的责任。

 

争取自由不能避免抗争者的热血是因为自由运动的领导层缺乏力量,因此不得不用人民的热血来加强自由运动的力量。但是,领导层力量的薄弱恰恰是因为人民的支 持在起初是薄弱的,而且是不坚定而摇摆的,甚至是恐惧而毫无信心的。可以说流血是人民对自由的宣誓。因此避免流血的力量来源于人民自己。

 

有希望的本质是对自己有信心。

 

革命之所以不可阻挡是因为人有人性,而政治有神性,当所谓的理性无法降服前两者的同时,理性已经蜕变为非理性。这时候有着人性和神性支持的革命就是最理性的了。

 

法国大革命前期,有两个重要群体:一是律师,他们独立而有能力却得不到匹配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二是低级公务员,他们有能力而没有晋升空间。当贵族利用他们 成功对抗了王权之后,他们却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是大革命爆发的源泉。

 

当一个群体和一个政权及其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利益是纠结在一起的,或许达不到荣辱与共的程度,但至少掌权集团的变动会剥夺他们长期建立的 政治资源,无论出于名或出于利。因此他们是不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这个群体包括了西方的资本家,也包括政治精英,甚至不乏学术界。

 

西方无论官方,资方还是什么方,都不喜欢变动的中国历史,至少喜欢连续滚动的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可以继承所有的遗产,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人民的利益,他们看 中的是自己的历史投资是否可以获利,无论他们投资于现政权还是反对派。因此,所有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群体和行动都会被东西方联合打压。

 

需要明白一点:中国的先进民主模式是西方人民的渴望,是对西方现有民主制度的巨大冲击,所以将得不到任何西方主流集团的支持。这不仅仅是预测,其实更是一条判断标准:西方主流推崇的,必定是违背历史发展和人民利益的。

 

要学会从西方非主流的非热门的少数思想里寻找民主的智慧,西方人已经没有力量去享受他们自己的文明成果,而中国才是这些智慧的实践地。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民主几百年积攒的陋习。中国的成功将为这些西方民主新智慧回归西方拯救西方人民提供伟大的号召力。

 

启蒙运动并没有当代人想像得那样促成法国大革命,它只是揭晓了一些基本的道理。但人民非常怀疑一个专制政府进行改良的动机和后果,革命起初人民或许并没有足够明确地要自由或人权,他们只是要推翻那个憎恶以久的旧制度。

 

接地气和大陆思维是两回事,接地气是要懂得什么是大陆思维,而大陆思维是在长期洗脑状态下被动形成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的使用者往往会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洗脑模式。他们反对专制,但用的依然是旧方法

 

良心发现是弱者的无力的丧失尊严的乞求,投降吧才是胜利者的语言。

 

在猪圈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被当作猪,也总有大部分宁愿当猪,重要的不是唤醒的尊严,而是坚定的信念。历史从来是由极少数人所创造,大多数从来都是谎言,关键是人的力量足够胜利。

 

台湾和香港非常的悲情,他们绝望于未来而却无力创造未来。他们希望切割最大的恶魔以求自保而不可能,却同时也拒绝加入最伟大的历史洪流。他们无能为力,我们也无能为力。

 

任何事业都要知道谁是小伙伴,社会进步的事业还要知道谁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没有敌人的说法是献媚于西方主流的乌托邦语言。我们肯定其理想之高尚,但要坚决否定之“毫无实践性”。

 

 

中国古代法律上的明文不平等(主仆之间,辈分之间等)实际是把法律的社会化判决结果以立法形式承认了,是有积极意义的:当事人清晰知道这种不平等比不知道好;避免了法官的社会压力。这是中华现实主义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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