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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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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可以做一个假设:过几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后,全球都会研究中国,然后觉得政治也好,文明也好,都很好,对西方也大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华古 代文明的价值一直在那里,并没有因现代中国的政体改变而改变。简单讲:穷人变土豪了,连放的屁都变香了。

 

未来如果有中西竞争,那西方基本是要失败的。因为中国人比如我,是带着小学生般的谦逊去学习他们的现代民主制度,而西方人目前为止,依然带着大教授的姿态来审视东方的古老文明。

 

中华文明讲究知行合一,同时中国古代有相当言论自由和实践的自由(包括对个人修行方式选择权的尊重),所以凡是在实践中被淘汰的思想,没有必要流传下来, 因此东方哲学就直接表现为答案。而西方受神权专制千余年,从实践到思想全面禁锢,唯一能动的就是内心的形而上,所以哲学比较发达。

 

经过大扰乱的磨练,书生都转成了豪杰。于是三国时代又成一种特殊风格。三国俨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 他们虽身踞国君、承相、元帅、外交大使之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钱穆。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就应该是豪杰。

 

所谓儒家事君说是不懂政治科学的观点。儒家提倡尊儒其动机在于夺权,避免帝制独裁,同时为不论出身(实际是来自人民)的知识分子成为真正国家执政 集团建立宪法性规范。而中华古典宪政自所以能稳定千年正是因为国家有着正常流动但整体稳固的执政集团。这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正好相反。

 

钱穆的西学知识是不够的,但他有洞见有智慧,这种非出身科班的天才往往被出身科班的庸才所诟病,后者虽然有足够知识,但没有CPU,只有硬盘,看到非我族类的天才一定要至于死地而后快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个古老国家能够绵延数千年,不是因为固守传统,而是因为不断地在创新。可以说,象中国这样古老的不间断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创新史,不然就早就被淘汰 在历史长河中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就在于坚持这种创新精神,而使文明更新以回应时代的需求。

 

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不能说:人民没有民主经验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度。

 

根据尼泊尔的种姓制度,高种姓的人是不能也不愿意和贱民来往和聚餐的。可是政党的集体活动怎么办呢? 由高种姓的人做饭服务大家,这样所有的人不分种姓都可以一起吃饭了。”——民主制度可以使种姓制度慢慢消亡,因为无论种姓,都是一人一票。

 

到了大师的境界是会有孩子般纯朴的灵性。

 

无神论之重要性在于凡夫俗子需要进步,而有神论之重要性在于非凡夫俗子也需要进步。

 

宗教会让普通人失去理性,往往被邪恶势力所利用,成规模的宗教往往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敌,因为普通人缺乏驾驭灵修的能力,因成为精神的奴隶而失去自由。 但极少数人不同,他们本身是自己灵修的导师和主人,灵修是他们通向自由的必然途径。

 

不断地扩大建设的地域,同时在不同地域堆积一定数量的必须的建筑材料,如果需要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同的作品。

 

新疆的命名显现满人之土豪本质,这是从满人视角而言的新的“”。所谓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更是荒谬的,有资格称东土的民族早已消失在历史 场合之中,在新疆没有土著,都是外来者。即便如此,穆斯林也决不是早期的移民,而是后期的入侵者。

 

那种认为西方民主和一神的基督教有渊源是绝对荒谬的,西方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多神崇拜。

 

如果说佛教其实是一种哲学(按西方定义),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可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因为中国原生文明里求务实超过了形而上。而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是必然需要哲学来回应的,佛教恰恰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中国。

 

當有人用手指著月亮,告訴你月亮在哪裡時,我們一定要順著他手指的方向去找尋月亮,而不要把日光停留在手指上,誤以為這就是月亮。

 

宗教表达了人的依赖性,基督徒依赖造物主,而佛教和中华文明无造物主,人依赖的是自己,所以中华文明和佛教就不是西方语境里的宗教。即使从造物主的逻 辑出发,最直接的造我主乃是我的父母和祖先,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和孝道和基督崇拜逻辑上也不应该有区别。

 

是否可以说:西方的科学进步是在思想和信仰的极端禁锢下人类自由天性的必然反抗?东方既然没有黑暗的中世纪,自由的反抗就不容易体现在技术上?

 

古代的波斯人和日耳曼人只崇拜自然,可是他们并没有庙宇。庙宇或礼拜堂里那一点点人造,人为所规划的空间,对于崇拜自然的人是太狭太闷了;只有在那一望 无际的自由长空之下,他们才感觉舒服。”—— 费尔巴哈。 看这句话实在很舒服。

 

人民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反应完美地阐述了革命发生的原因:极端强权并不能触发革命,而是强权的松动。所以强权必然继续强权直到彻底被消灭。

 

其实人口饱和是个伪命题,人口多自然会有人口多的解决方法:更环保更有效率的资源技术的进步,向外太空移民等等,有些科技手段完全是因为现实压力的需要而逼出来的,正如战争期间技术的高速发展。

 

发展到了今天,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意义就是要禁绝人民对自由的追求,所以不惜以亡国绝种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我感觉啊,最终推倒专制的可能还真是计划生育政策,而不是那些更高级的言论自由和选举权。这种政策是要亡国绝种,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神人共愤。

 

不敢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魄力,这种魄力将来也会体现大事件的处理上,所谓男儿只是一场春梦。封个把账户,抓个把人的地痞流氓的胆子有,真敢遗臭万年的胆子估计也不会有。坐等另一方的真男儿出了。

 

其实我的宗教观是很开放的,但也很原则:一是入教和脱教都应该是自由的,二入教与否不构成婚姻的先决条件。违反以上两大原则的,只好当邪教看了。

 

我问一个穆斯林男人,为什么你们穆斯林男人可以娶异教徒,而穆斯林女人只能嫁皈依的异教徒?他的回答:因为穆斯林男人知道尊重女性,而异教徒男人不尊重女性。这个穆斯林男人非常有礼貌,说话极其温柔。

 

启蒙人民本身是对的,但能启蒙出来的就已经脱离了通常意义的人民范畴。回顾所有历史,人民从来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是那些他们认为能赢的,且能 给他们分到好处的人的追随者。中国的社会进步首先要放弃对人民自我觉醒的希望,才能够有所进步。

 

面对宇宙,我们是多么得渺小。所以,发光发亮,是证明那么渺小存在过的唯一方法

 

儒家挨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太多人披着儒家的外衣为旧体制洗地。

 

事实上一部百年中国民主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误国史。

 

伊斯兰教视自己为人类最后的宗教,而共产主义也同样宣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黑孙的学者有纯朴的理想,却没有政治行动力。按传统定义,只能算半个"士",不过按西方标准,算典型知识分子。

 

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极权政府的外国人实在是非常的无知。他们完全不知道由伟大文明长期哺育下的人民是多么得聪明能干。他们对中华文明的无知而做的分析研究,甚至是提出的课题都显得非常可笑。

 

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中华文明并不是要复兴大汉族主义,恰恰相反是为了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多元化,保护和传承其他少数同样优秀的文明。因为作为占 人口95%以上的汉族文明如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时代,其他少数文明只会承受更多的苦难。

 

民国期间大师辈出,文化鼎盛,各种理论准备已非常充足,现代中国进程之失败,蒋中正要承担首要责任,因其政治力并不足以支撑中华大国。

 

对中国历史和文明重新定义会颠覆过去的理论体系,会影响大批由这个理论体系培养出来的学人,更会影响依靠这个理论体系吃饭的很多人。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反 思:如果这个理论体系是合适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贡献那么少,甚至都是负面的呢?显然,现有的体系有问题。

 

中国历史要改写:元朝和清朝要改称蒙占期和满占期。这是两个一度亡国被占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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