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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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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从我研究法国民主之始,法国人的怀疑就从未间断多,我从不反驳他们客观的偏见:中国人只爱钱,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至少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 明:中国人还有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我是他们其中之一。当我在广场上派发传单鼓励法国人去投票时,几个法国人跑来谢谢我,我就知道他们会看懂的。

 

在这里生活了5年,上海之外的第二个生命中的城市,我的美丽安详的法国童年结束了。我知道巴黎必然是我在法国的起点和终点,但从来没有想像过会以这样的方 式回到巴黎。当年我没想离开却因种种原因而离开,现在我还没准备回来,却被她以神的手段召回,看来她是厌倦了这么多年的平静。

 

其实挺想把民主什么的扔到脑后,在海边开家小小的餐馆或酒吧,过简单的生活。唉,人生往往不是自己想干啥就能干啥的。

 

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戴高乐再强悍也不会想到要独裁,孙文受革命形式所迫而独裁,但国民党从本质上而言还是自由主义的党,而毛在掌权前说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

 

如果有怀念青春,那应当在年纪大的时候依然保持对梦想的执著,而红卫兵一代怀念青春的方式是用现代技术游街,批斗。

 

新认识一个阿拉米人的后裔(两河流域文明),原籍土耳其,族群因信奉天主教而和亚美尼亚人一样被穆斯林赶尽杀绝,因此避难法国。他不承认自己是土耳其人, 5000年前的文明故国早已不再,曾经信奉上帝的故乡早已被安拉的信徒占领。这种和中华文明同样久远的,但弱小民族的命运是我们很难想像的。

 

品质和意志需要磨炼,如果不幸生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和社会,那么就需要自己独立去寻找一条坎坷的道路,用个体的迭宕起伏来完成这种修练。

 

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有没有信心其实不是客观评估的问题,而是主观的。客观是观众的意见,主观则是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相信自己也自愿在这个伟大的人类进步时期或多或少做出努力的,应该是足够乐观的。

 

据说蒋介石留日时只是替日军养马;邓小平留法时只在工厂当劳工;孙文更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华人餐馆洗盘子。看来如今我们的目前情况都比他们好。

 

成功的关键因素中能力固然重要,但经历往往更加神奇,它使得自己能够有些莫名的灵验的嗅觉。

 

在中国,我听到的是巴黎深情的召唤,而这次则是她不耐烦的斥责:"还不快回来!"。天意其实并不弄人,她只是比你自己更清楚你内心的渴望,以至于她偶然会替你做必要的决定。感觉很温暖。

 

不得不相信人生的命运由天注定。幸运和不幸一样,无论如何都躲不掉。但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神会因你的热诚和真心而感动。

 

选择来法国也代表了一种信任,它将在整个巨变时期伴随着我。

 

不到最后一秒,决不放弃,成功真谛。

 

 

这是一座没有设计图纸的宏伟建筑,在每一个颤动的时刻建设,在每一个危机事件中加固,在顶部不断升高的同时务实地基。

 

加缪对世界的影响是萨特远远不能所及的。

 

珍惜羽毛要从雏鸟时期就开始。

 

我批评法国的言论自由还有缺陷的理由之一是法国的教育和文化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公民更全面的视野和知识结构,而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基础就是公民有客观而充分 的知识储备。不然,当洗脑体制下的思想奴隶在无知地抨击普世价值时,在幼稚地与全世界为敌时,也可以说有言论自由了。

 

面对那么多因学费问题而自杀或失学的中国穷人家的学生,我不认为美国式高收费教育模式可以适用中国,教育自古以来是中国社会的第一重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坚 教育机会平等的宗旨,决不能让教育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继续两极分化的根源。

 

母语里的聊天总不会遗漏这个话题,法语里则非常少,我们谈经济。我对法国人说:中国不应该是世界工厂,恰恰相反,世界应当是中国的工厂。一个拥有 13亿勤劳人民的国家,如果有公平的分配机制,其总的消费能力应当和美国与欧洲的总和相当,全世界都得为中国消费者生产。

 

秦帝国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文化,政治,经济等之大一统的中华根基,绵绵两千多年直至今日。此等功业始于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从变法到统一 历时135年之久,当年秦国乃至整个华夏,又有几人能有如此雄心远谋?

 

既然言论自由是普世的权利,那就应当用普世的思维去研究。

 

多少往事浮现眼前,每个现实的高高的障碍,很快都成了继续向上的台阶。世事难料,其实是上天痛惜你不够奋进。

 

很多同胞和法国人甚至从未谋面,只是网络或电话联系过,却非常赤诚地支持我的理想,也坦诚地指出我的缺陷,他们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希望所在。

 

刚到法国的时候连新闻也看不懂,现在有了这些进步几乎全部仰仗那么多秉承着法国式信仰的法国人的理解,支持和宽容。这才使我克服那么多难以想像和匪夷所思 的困难走到今天。他们是一个伟大国家真正的支柱。非常幸运,中国也决不缺乏这样的国民。

 

诚意和信仰不能感动每一个人,但神会看到,会记得,他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指引另一条更有效的道路。所以,年轻人不要怕竭尽全力而没有进步,光明会在他处照亮你的未来。

 

生活如此迭宕起伏,幸运和背运的故事躲藏在看似顺利的过程背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老了以后可以写本自传,告诉年轻人们:用意志和信仰支撑的命运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要大幅度提高律师的地位和权力,可以在区别这个群体的不同结构的基础上,考虑给新定义的群体以宪法认同的监督权力。这不仅是中国民主化的历史成因,同样也会成为西方民主进步的新要求。

 

行政机构和大企业都存在一粒老鼠屎坏掉一锅粥的情况,但企业发生概率很小,因为职员更容易被辞退。而公务员是铁饭碗,除非一粒巨臭的屎,不然很难用饭碗来 约束他们。因此必须砸掉铁饭碗,但砸的机制不能完全照搬企业,需要更开阔更民主的设计。

 

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如果没有一个长效机制对传统的官僚机构经常性的进行拷问,那么社会进步同样会非常困难,官僚机构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制度里都是社会 进步的敌人。值得研究的解决方法是:一按中国古典文官制度改造部分官僚机构,二把公务员考核向全社会公开透明,使个体同样承担责任。

 

在未来中国宪政构架中恢复古典中国的文官制度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非常重要,但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两者应当泾渭分明。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文官系统的核心是以文官个人声誉为其职业前景做保证的,而现代组织机构庞大,只是公务员的大锅饭,公务员个人并不承担任何由他本人而造成的组织的名誉或法 律损失,而组织却慢慢溃烂在单个公务员组成的群体手里。所以,文官系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西方只有公务员没有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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