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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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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本文从政治学和政治运作实务角度出发,不做“道德或法学批判”等性质论,而都纳入各个考虑因素之内。

 

如果善意地认为执政者也很看中“青史留名”,可为什么他们不行动来谋求这么一个“伟大的名”呢?我不完全赞同把政治道路的抉择归咎于民主与极权的不同性质。因为从政治实务来说,道路的选择只和成功概率直接相关,他不选自由右派就是在全面评估后认为这条路在他的政治生涯期间内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即使左的道路可能失败。

 

薄案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他是个人才,只是站错了队。最大的反思是:为什么他会选择站在代表倒退的毛左派一类,而不是代表进步的自由派一类?最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民主力量应该从中得到怎样的教训?而最悲剧的是:自由派的主流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对中国民主化缓慢的伤害。

 

站错队的“人才”

 

从庭审表现来看:

如果他的应对不是事先排练过多次,那就可以说他在综合知识结构和临场控制力及政治人物个人形象塑造方面等综合能力,已经和西方民主国家一流政客等肩。在他的层面而言,辩词本身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之处,但在现场能够快速反应并充分表达出来却体现了足够素质。好比西方政客面对随机的直播采访一样,在中国无论体制内外,能如此应付自如的又有几人?我想,有过采访和被采访经验的朋友应该深以为然。没有长期的沉淀,是不可能在现场如此发挥的,这也证明他在研究权术之余,还是踏踏实实学习的。根据我在法国参加各类选举的活动和采访经验来看,如果他今天不是站在被告席,而是在选举的演讲或辩论台上,一定是高人气的。

 

从工作实绩来看(全面评估不是本文重点,仅以小细节说明):

重庆任上时,我出国了,没有机会亲自研究走访过,不好说太多,但可以举一例,法国国家电视24台,CNN都在庭审时做过不少报道,其中都有很多重庆底层民众为他叫好叫屈的露脸的采访,西方媒体没有必要为他鸣冤吧?在他已经被“拿下”并公审的前提下,依然有那么多本来是应该“胆小到不敢说话”的中国人居然敢面对外媒为他说话,这不是可以用一句“民众愚昧”来简单解释的。我记得有个重庆人面对镜头这样质问“有谁这样关心过我们?”,印象极其深刻。商务部任上时,我还在国内政府工作,主管本单位新闻和网站系统,因此对政府网站(包括各国)有详细的专业研究。当时政府网站还刚兴起,基本上都是一把手直接关心(新的脸面问题嘛)。在我研究的范围内,综合来看商务部网站是中国政府网站里做得最好的,根据alexa的排名,当时(2004)也是访问量最高的中国政府网站。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工作能力,至少是把握电子政务新潮流的能力和意识。至于辽宁和大连任上,我去过几次大连(2000),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非常好,作为游客我给满分,也因此后来研究并关注了他的情况,具体细节已经不记得了,但总的印象是“能干”。甚至一度希望他能在重庆大胆搞“温和性民主的试验田”,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样“能干”的人怎么可能站到历史进步的反面呢(肯定要完蛋的嘛)?

 

这就必须抛开简单的“极权出身或背景论”,而从他的政治决策着手来寻找答案。首先必须明确,他依然没有真正上升到西方所说的政治家(statesman)的高度,还处在政客(politician)层面上,因为政治家要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而政客只是为下一届选举考虑,对他而言就是为进入最高权力核心考虑。因此顺应历史进步或者说是重视历史对其个人的评介在他所考虑因素之中是很靠后的。

 

站队毛左

 

他是从“地方”辽宁省长任上到“中央”商务部长,而后到“地方”重庆,再加上年纪因素,基本上可以说他已经到头了。“能干”的他自然要做最后一博,因此必须有超出常规的路线,用政治学术语来说,他必须选择一种政治思潮来支撑他的政治运作:基于思潮的具体施政纲领,参谋人员,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媒体的关注度,思潮的历史遗产继承等等。而当时中国其实现在也是,除了官方正统路线之外,有力量的大体就两种:毛左和自由右派(自由左派或儒家宪政派远没有形成气候)。这里要强调一点,西方政治光谱也分左右,但西方的左派不是毛左,而是更左的自由派和更右的左翼,因此中国并没有类似西方的左派。所以,除非他自己组建学派(显然不现实),否则只能在毛左和自由右派中选一个。

 

而他的决策必须考虑几个关键因素:现实政治的风险和收益,自身背景的契合度,民众的诉求,政治学派能够给于他的支持力度。

 

现实政治的风险和收益:显然选择文革左派的风险要小得多,而自由右派的收益却很难说,这里必须考虑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他的年纪必须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出显著成效,二是他对天下大势的判断能力,自由右派所提倡的信条在他看来短期内未必达到出成果的时间节点,甚至还未达到启动的时间节点。这个判断即使从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一条上自由右派几乎得零分。

 

自身背景的契合度:红二代的背景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关键原因,因为“背叛本阶级”而投奔自由,就他的运作能力而言,完全可以加高分,即使有“原罪”也不会是致命问题。关键是“背叛”以后他获得的新支持和失去的老支持之间权衡。问题的实质就落到了他对自由右派的信任度,人脉,对他们能力及言行模式的深刻领悟了。而作为一个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政治学家,他对过于书生气过重且“顽固”的自由派肯定是有看法的。因此在这一条上自由右派在他看来还是不及格的。

 

民众的诉求:他也是吃过苦的人,深知中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数量众多且对平等的渴望远远超过了自由,他也经历过处理国企改革大量人员下岗的行政历练,这些是他把平等作为头号政治标语的最关键原因。而中国的自由右派太右,太教条,就拿私有化来说,普通民众只会嫉恨有钱人又有了新财源,而自己只会越来越穷。所以自由右派的学说,综合而言无法解决民众对平等的渴望,而以平等为优先信条的自由左派却未成气候(既没有明确的政策纲领,也没有力量给他的政治运作提供支持)。虽然毛左也没有具体的政策纲领,但有历史遗产的假想,所以,即便毛左的经济主张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不相符,在这条上,他也只能放弃自由右派,是放弃右派而不是主动选择左派。

 

政治学派能够给于他的支持力度:支持力度决定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派本身拥有的资源,另一个是学派愿意给与的。比较拥有的,左派其实比右派差多了,由于民众对自由民主进步的呼声和启蒙事业的发展,右派拥有的整体资源和实力相当强大,从经济领域到媒体,到学术界,到国际影响力,到社会精英层,左派根本无法相比。但是再看可以给与的部分,右派就要逊色很多了。先看左派:首先左派一直缺乏统帅人物(他们需要核心),其次左派阵营内资历都没有高过他的(利于合作),三左派既然弱于右派自然要迎头赶上(欲望),四左派团结而更有战斗力的天性,所以左派几乎把所拥有的都给了他,没有的也要创造出来给他。而右派呢,自由天性不会抱团,资历名望未必不如他或自认不逊他的不在少数,用商业术语说,左派是小厂商遇到大主顾,而自由右派接近店大欺客,再加上他自傲的个性,和自由右派合作既没有多大好处,也会存在沟通障碍。举个更形象的例子:如果他站在左派,左派不会打他,还会鼎力襄助,而站在右派,恐怕学究们首先争先恐后地拿几麻袋书公开地砸过去。因此看似强大的自由派的资源其实并不能为他所用多少。

 

所以,综合上述考虑,他选择何种政治学说站队是非常明了的。

 

我不完全赞同把政治道路的抉择归咎于民主与极权的不同性质。因为从政治实务来说,道路的选择只和成功概率直接相关,他不选自由右派就是在全面评估后认为这条路在他的政治生涯期间内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即使左的道路可能失败。

 

讲到现在,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结论:目前自由右派的路就是走不通的,至少还未到政治启动的时间节点。是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很多因素都要重新评估,甚至回顾历史,如果自由派注重自我改善的话,未必没有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他或者为什么还没有人选择自由派,这不能完全用时机未到而搪塞,如果民主力量自己不进步,这个时机将长期不会到。

 

自由派的反思

首先还是要再次问自己,为什么他不选择自由路线呢?我自己的答案已经在上文里了。

其次还有以下几点:

 

一.民主理想可以是信条甚至是教条式的,但启蒙工作和民主化进程确实非常非常务实的,自由派书生气远远大过实战能力(这是政治运作的大忌),比如最近在对埃及事变的众多分析中,更多以教条式的宪政来指责埃及军方,而忽略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对宪法精神的深度的和灵活的理解,二是对宗教因素之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决定性影响,因为中国不存在“政教分离”的历史和说法。另外在分析“民主革命”事件时更多用政权性质来简化原因为“历史必然”或“极权必然”,而不注重决定成败的诸多实务之“战术细节”。

 

二.对整体世界格局和演变缺乏深度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将中国民主化定位在世界新民主浪潮的范畴内互动来考虑问题,我指的不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等雄伟口号充实的“自信”,而是指建立在这样战略高度上的对实际运作的深度研究。

 

三.深度理解国民,理解社会各阶层国民之所欲,掌握好启蒙节奏和对应群体,包括执政各群体之欲之忧。如果善意地认为执政者也很看中“青史留名”,可为什么他们不行动来谋求这么一个“伟大的名”呢?

 

四.知识群体应当推动社会进步,也要真正掌握价值评判的话语权。但成熟的做法是通过政治代理人或者合作者进行,毕竟政治运作和学术研究对人的能力要求完全不同,而合作对自由派自身的沟通能力,方法和团队精神都提出了新要求。而中国的自由派或沉湎于“帝师”或“诸侯师”这类老的士阶级幻想中,或如反公知们所嘲讽的那样“人人想做哈维尔”,或一味追求道义上的公开批判而忽略可被民众所接受的可操作的政策研究,总体上还没有达到一个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成熟政治学派的要求。

 

五.自由派缺乏中和左的组成:从冷战来看,我以为保守主义右派(里根和撒切尔)对极权的反抗力度和历史成就,以及右派学说(如哈维尔等)的巨大影响导致今天中国自由派更多倾向右,而且自由左翼和共产党渊源很深,这是自由左派在中国不大受欢迎的原因,而西方政治光谱中的自由派(中和左)其实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而这是笔者认为中国当前最缺乏的政治学说。

 

六.超越思维:或许这条有点唯心,或者说由果而推因,因为我觉得中国民主化必然是极其独特的道路,人类社会未来数百年之伟大壮举,这么个事情,如果可以用常理来研究或实现,好像太过寻常了吧。老路已经走了这么多年,“新中国”建立也不过28年,而我们却如此缓慢,全部归咎于外因恐怕不妥当吧,该是时候考虑一下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路了。

 

 

结语

我想我们都那么爱这个国家,为她的前途焦虑关心,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公民或知识分子的理想,而是出于对她和她的国民的爱,出于对她和她的国民之福祉的关心。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除了坚守理想之外,务实是一条永恒的原则。

 

 

注:文中所说的自由右派相当于美国的共和党,而自由左派相当于民主党,而中国目前自由左派没有形成规模实力的政治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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