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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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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1895年2月21日,国父孙文与革命先辈们在香港成立兴中会。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发动广州起义,并采用陆皓东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 由此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6年间,孙文发动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六次是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发动的。香港,不仅策划革命,而且是各种革命活动的交汇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避难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恢复中华正统,以超越西方民主的中国模式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香港,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中心。

1950年,钱穆,二十世纪的孔子,流亡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以继承和传播中华儒家文化。昔时,香港受大历史影响而风雨飘渺,新亚书院从一无所有起步。但在钱穆等儒家大师的坚持下,中华传统文明绝迹中原而在香港幸免并发扬壮大,为我华夏正统留下了宝贵的血脉。香港,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中华圣城。

改革开放以后,香港除了在经济上成为外资第一来源地,更成为了现代华人文化的象征。亿万中国人在“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声中觉醒和成长。香港的流行文化,不是好莱坞式的妖娆而堕落的毒草,而是自强自立永远奋进的中华精神的旗帜。香港,曾经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中国人的文化首都。

推动中国民主,复兴儒家文明,弘扬中华现代文化以挽救陷入危局的人类社会,是我一生的理想。香港,曾经是我的偶像之城。

 

我出生于1974年,长于上海,但香港是一个可以和上海相比的心灵故乡。

我的老爹(爷爷的上海话),49以后避难于香港,最终能活着在晚年和我们一家团聚,比他很多的同仁都要幸运。是那个帝国主义殖民地香港保护了他三十年,还给了父亲一个完好的爸爸,让我成为一个有老爹疼爱的孙子。

大陆政府称老爹为香港同胞,但老爹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因为有记录的家谱就是从上海开始的。在城市化之前,老爹、爸爸和我,三代人一起去陶家的祖坟拜祭是我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大事之一。如今,老爹和爸爸以及祖坟都不在了,而那个曾经绿水环绕的大家族聚居地早以竖立起现代化的高楼。

当时大多数家里有“香港同胞”的大陆家庭,第一代现代化的家电都是从香港带来的。我们家也是。第一台电视机是老爹捎回来的飞利浦,有着很奇怪的尺寸,十七寸。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直播,我就喜欢上了意大利的罗西,法国的普拉蒂尼。有次,我急急拉开电视机罩看比赛时还把电视机摔到了地上。幸运的是,居然完好无损。从《青春的火焰》到《八月桂花香》,全家围在它面前是好快活的时刻。后来日子越过越好了,但我们一直留着它,因为看到它就会想起老爹,它也很争气地一直工作到了21世纪。

老爹还从香港捎回一辆三枪牌的自行车。很结实的大车,前杠有两条。爸爸骑车,我坐前杠,妈妈抱着弟弟坐后座,就这样载着我们全家,从宜川到光新去看《白发魔女》。我妈妈是很漂亮的女汉子,有时是她骑车带全家,从宜川到南翔古猗园,一路更拉风。它和我一起上大学,无论顺境逆境,它都是我最忠实的伙伴,见证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梦想成真,还有那么纯真得象诗一样的爱情,陪过我的每一个职业驿站。2003年有车后,我就很少骑了,但2007年辞公职读法语准备出国后,老坦克又重出江湖,陪着我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后来回国,我把车头的三枪铭牌带到了法国,就贴在我的书橱上,如终生的战友,时刻鼓励我不断挑战极限。

我们的第一台walkman也是香港来的。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妈妈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重点饲养两个日益茁壮的儿子。虽然和当时所有的少年一样,我们也希望有一个walkman配在皮带上,戴着耳机,晃着拽拽的节奏,得瑟自己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过真的拥有一台。可是,爸爸都记在心里,当年香港的电子产品要比大陆便宜好多,所以他有机会去香港之后,就带回来一个硕大的惊喜,满足了我少年时代的装酷梦想。

这些“香港出品”代表的不是改革开放前期物质生活的进步,而是伴随一生的亲情记忆和奋斗挑战。香港的精神,在上海落地开花。

 

我们这代人也是在香港起源的中华现代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第一部看的港剧是《上海滩》,第一部看的香港小说是《射雕英雄传》,从《我的中国心》到《大地》,从《英雄本色》到《大话西游》,香港文化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时代。我还清晰地记得,1994年某日特地从上海南郊的闵行校园赶车几十公里(当时无地铁,交通很不方便)回市区北部的家就为了看电视台重播的《笑傲江湖》,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赶回学校上课。而且家里买了录像机之后,首先买的录像带就是《笑傲江湖》系列。当年最喜欢唱的歌,也是这首《沧海一声笑》,虽然我总是走音。香港的气质,曾经满足了多少大陆少年行侠仗义的豪情和潇洒。

我还特别喜欢港式美食。少年时代,我是上海南京路上新雅粤菜馆的粉丝,尤其是他们的鲜肉月饼,真额叫好切。出国后,每次回上海都要去那里光顾,而港式早茶则更是我的最爱。甚至是港剧里的大排档都令人向往,首次抵港,我特地要去体验剧中的香港味道。结果难住了我在香港的同学。因为市政管理,露天的大排档早就搬到了室内,虽然饱了口福,只是未能尽然怀旧之情。看了港剧《美味情缘》,除了美食之外,还特别喜欢拍摄地-南丫岛码头的景致,于是实地拍了好多照片。后来,带妈妈去香港旅游,整天寻思着怎么吃,近40岁的人了,被母亲戏笑成十四岁的贪嘴少年。

港岛游后还喜欢上了两样香港特色:赛马和电车。用理想赌未来,是人生的大赌,下全注,从未手软。然后,无论是法国的赌场,还是香港的赛马,小赌怡情,满足那瞬间成败的心理。因为人生的赌局太漫长,百年抑或千年之后,才有定论。有赛马的日子,跑马地会停满了电车,方便散场后的交通顺畅。叮叮当当的电车爬满了夜半的港岛,才是真正好靓的风景线。当夜,我拍过一张两辆电车交汇时的慢速照,很有光感,特地放大打印出来,配了像架装饰在我的法国家里。夜的香港,闪烁着繁体字的霓虹招牌,是那个消失的上海,我未曾相遇过的故乡。

香港是我第一次参加民主游行的地方。曾经,维园就是香港的自由岛,每年那时那地的香港人都是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邓小平是世纪伟人,他对“一国两制”有着更伟大的期待:香港是中华民主化成本最小最自然的试点特区。所以,当几乎所有大陆人选择忘记的时候,只有这些香港人还能勇敢地记得,年复一年。中国人,曾经,只有在香港,才是大写的。这个大写是小平给香港的使命。香港,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真正的大复兴,曾经是何等的重要。

香港,有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二十多年世事变迁,理想与追求各异,能够保持联系的很少了。放弃在中国获得的一切而远赴法国研究民主的理想主义者,本来就注定是孤独的,幸有他在,还让我保留了大学时代的记忆。当年,只不过投身学生工作,就无数次被嘲讽,这么多年后,却唯有我赤手空拳但义无反顾地在异乡为中国人的民主和自由而奋斗。一方水土,一方人,或许,也只有在香港的同学才敢于懂得自由的价值更高!

香港,在整个中国,既是一个另类,更是一个传统,因为它曾经代表了中华最正统的家国情怀。香港,曾经是一盏照亮黑暗的明灯。香港,曾经开出中国最美丽的自由花。

 

1997年7月1日,我曾经非常高兴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悬挂在我们上海家里的阳台上。因为那天,香港,在被英国人殖民153年之后,回归中国了。‘外国强盗滚蛋了,家庭团聚了!’中国人是那么地高兴,如同1918年11月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到祖国时的法国人一样。

香港回归是一个前留法学生的遗产:邓小平。遗憾的是,他没有能亲眼看到这个历史时刻,因为他已于1997年2月19日去世。伟人们为未来而工作,既不是为了任期内的政绩,更不是为了暂时的民调。”

这是我的法语书《我理想中的法国》第五章《世界的明灯》中的开篇[1]。写的时候是2018年8月,初衷是很文艺的。书的出版是在今年6月初,完全没有想到这段会成为在今日这么政治化地成为我对香港的基本立场。我第一次买国旗挂国旗,是为了香港。爱香港,因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直到2047年,以后也不会变。因为邓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特地强调了两次:1.《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2]》2.《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3]》 同时,他对大陆民主化也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4]》世纪伟人高瞻远瞩,清醒地知道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现行的一国两制结束后,港澳台的制度还是不变,那变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中国积累了港澳台作为中国民主化特区的五十年试点经验后,一国一制的全国统一的民主制度的开始。如果大陆经济发展超预期得快,政治改革也会相应提前。爱香港,因为曾经以为它会通向中国的未来。

 

2007年6月月底,我第一次到香港,调研胜过旅游。当时,我刚收到巴黎政治学院的录取,决定远赴法国研究民主,为中国的未来求解:中国必须也必然民主,但何种具体模式呢?香港,既是姗姗来迟之旅,更像是民主长征的首站。

一边旅游,一边观察和调研,作为即将卸任的公职人员,我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公共服务。比如把中环到离岛同上海到崇明三岛的船票价格和运行时间做了对比,记得相对两地人民收入和票价,香港要比上海便宜很多,而且班次更多,运行时间更长,服务意义远大于盈利。政府不是赚钱的,而是要为人民花钱的。上海劳动局倒一直是按照这条原则运作的,而内地有多少官员能真正意识到这点呢?

去浅水湾游泳,不仅免费(当年3月,我们全家刚去过三亚),而且沙滩干净,安全有保障。记得当时是工作日上午,所以刚开始一段时间,偌大的海滩,只有我一个人在海里扑腾,却有6个救生员在现场,2个在海上的救生艇上。可能考虑到我孤身一人的安全,有几次我游得较远,接近安全线附近的时候,救生艇就会靠近,以防不测。作为社会主义大陆的普通游客,却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享受了VIP服务,公共服务的平等意义不正是如此吗?另外,虽然香港寸土寸金,但市内公共体育场所比如篮球场随处可见,当年印象极为深刻。如今大陆的类似公共服务也正赶上香港,2017年上海普陀区就已经免费为市民办理运动卡,开放所有公立学校体育场所方便市民健身。一国两制促进大陆学香港,邓公远谋,肃然起敬。

在南丫岛,路过一个议员办公室,我特地进去参观了一下,这应该是我访问的第一个民选议员。正在开会的几个人看我进去,出来一个招呼我,没想到正是议员本人。听闻我来自上海,在观光中研究民主,他既高兴又吃惊,热情地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给我介绍他作为议员的责任和日常工作。他说自己刚去过上海,觉得上海发展潜力远大于香港,希望上海人富裕了以后,可以更多来南丫岛玩玩,这里虽然比上海落后,但自然的风光可是上海没有的。这位正宗的“人大代表”还把开会的同事都一一介绍给我,大家七嘴八舌,粤语交汇着国语,好像我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亲。香港的南丫岛,仿佛上海的大场。

7月1日,民阵举行了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游行来庆祝回归十周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民主游行,既兴奋又好奇,从维园出发,到政府合署,全程参加观察加访谈,忙乎了好几个小时。大家先在维园集合,各自组队分批次陆续间歇着出园,这是为了避免长时间堵塞交通。而警察们的主要工作是穿着黄背心手拉手形成过马路的人形通道,完全没有如临大敌的气氛。游行的诉求有要求普选的,也有要求设立最低工资的,还有“反对医疗服务私营化”和控诉国内贪官的。可以说五花八门,但绝无只字片语的港独,无论旗帜与口号。有举着青天白日旗的,但无一面米字旗,更无星条旗,连一张卡片都没有。没有太大声而不绝的口号,没有面具和口罩,更加没有暴力与冲动。有弱不禁风的安全线,无高人一等的拒马,警察笑容可掬。我还记得在上山前,听到几声超温柔的粤语,转过脸来,看到一个引导人流的女警,美得惊为天人。游行如同嘉年华,在政府合署终点前,各自演讲拍照合影后,非常有秩序按警方的标识分别散去,游行的大小旗帜,都收拾在垃圾箱里。如果这就是民主,那很好啊,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我还和不同的人物聊天,受益很多。是香港人,比法国人更早的成为我学习民主的私人向导。

计划之外,我还特地去了政府公署,拿了《优才计划移民表格》,或许法国之后,先回香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7年的香港,是充满希望的,对中国大陆也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相信一国两制,也相信能在互动中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更好的一国一制。如果有人在香港街头高唱国歌,举着大喇叭反复喊“香港是中国的”,一定被当作是来搞笑的。那时的香港是对大陆人相当热情友好的我们共同的家园。

 

2010年9月,我留学法国后第一次回国,特地订了巴黎-香港往返机票。10月回法国前,我在香港停留了几天来访问香港各主要党派做调研。当时香港民主派刚因政改方案而相争不止,我想实地实人地了解情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老毛在1930年5月以此来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他自己就是做调查研究的专家,无论观点如何,从年轻人到掌权者都应该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年毛34岁,国共合作期间在两党内都担任中央委员,依然踏踏实实在农村搞了一个多月调研。如今的青年和官员,志比天高,俯视宇宙,是看不起这样低等的与劳苦大众打交道的工作了。

香港有今日之乱,和大陆方面长期热衷追捧极少数香港土豪​​​却严重脱离最广大的本地普通民众密切相关。第一,地产金融决不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第二,全盘西化决不是中国先进文化。第三,地主老财更不是广大中国人民。Too young,too simple,没有把三个代表学习好,就必然导致官逼民反。

2010年10月的我,已经不是民主新人了。2008年1月参加过法国里昂市长选举活动。北京奥运期间重点研究了巴黎的公共体育服务。2009年4月参加克莱蒙费朗市政府的预算听证会。2009年10月研究工会,参加法国总工会在巴黎的游行,还给他们的网站做了一个记录游行的视频。2010年3月研究法国大区选举和比例代表制,实地走了一遍投票流程并在网络公开,法语小感想在当地日报刊登。2010年7月研究法国政党法及其运作,谋划成立新政党以拯救法国民主... 可以说经过3年的法国民主培训和实践后,再回来调研香港民主,才具有了更实际的意义和效果。

没有事先预约,我查了香港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和民建联四大党派的地址后就直接登门拜访。因为党派本身就是公共服务机构,自然有义务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前三个泛民党派的情况和最后一个建制派截然不同,除了一点:他们在了解我的来意后,一致表达了惊讶,难得统一立场。因为我是他们碰到的第一个来香港进行民主之旅的大陆人,或许至今也是。这么多年来,据我了解,中国自诩民主的人士早就遍及全球,西方媒体前指点江山者无数,但沉下去踏踏实实做调研的,还真没几个。而我是工科出身,总感觉踩到实地碰到真人听到实话才心安。同理,我也会执拗地认定只会挥斥方遒对国家民族没什么好处,这些人鼓吹的任何方案也都不可信赖,也不认为他们能成什么事情。

社民连,当时好像没有固定党部,是议员的办事处兼顾。在一个大仓库的办公室里,非常平民化,但感觉缺乏一些想象中的政党正规性,因为有点散乱。议员不在,是他的助理接待了我。一个很年轻的香港姑娘,长得像我的高中同学,可能工作没多久,有点紧张。只是一五一十地回答了我的提问,没有更多的介绍。

公民党的总部在商业区的办公楼,更像是公司办公室。事实上,香港没有政党法,公民党是以公司性质注册的提供政党服务的公司。而政党法一直没有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政党都不愿意公开财务状况,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捐款。建制派方面财力雄厚,不愿公开资金来源。而泛民方面,因为一般港人并无政治捐款的传统,资金只能来自外援,也不愿意公开,双方可算是达成了默契。这点和法国相差太大,如果没有财务透明,哪里能落实真正的民主?

我去的时候,时任党魁余若薇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总行政干事接待了我。她的国语比我预想的流利得多,因为回归后,香港的年轻人主动学习普通话很下功夫。据她所说,当时和香港青年用国语交流基本上已经不存在障碍了。可以说,说好普通话是青年精英的标配。谈到香港民主,最大的问题是人才,这点与法国大不同。因为香港政治精英的上升空间有限,特首非西方地方首长,无赢者通吃的职位分配,所以一般政治人物最多也就做到立法会议员,能分配的只是助理。议员席位还有限,一旦有前辈当选,则长期连任,年轻人便无机会。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精英也无进入国家政界的通路。加上香港还是商业社会,赚钱第一,或入公务员体系稳定前景,从政之选,非彻底理想主义者不能坚持。

9年之后再来回想,香港的青年政治精英如要上位,就只能靠搏出位。事实上,最新几个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也恰恰就是通过港独、抹黑中国等极端手段上位的。而理想主义者也更容易义无反顾,西方媒体唯恐中国不乱,更加煽风点火,所以“勇敢”的青年往往一朝出位而“天下”闻名,收获了老前辈从未得过的“国际声誉”。由此,极端化必成各方竞相叫价以争取主动的手段。一旦成为大流则挟裹着当初的温和力量一起狂飙突进,香港大乱就是因果必然。所以,中央刚刚推出的《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推进在深圳工作的港澳居民有市民待遇,不能理解成是为了打压香港,而是为了给绝望的香港青年一条可以不断向上的出路。港人治港20多年,还真就没有为自己的青年考虑过未来。虽然香港没有机会了,但深圳有,中国大陆有的是。

民主党,当年因和中央妥协而同意政改方案,便成为民主派的众矢之的,被批出卖民主。我一向以善意度人,相信其权衡利弊而为香港未来考量的初衷,所以要当面了解一下。其党部办公室比我想象得小,更像是一个挤在一起办公的报社编辑部。领导都不在,第一个党工得知我的来意之后,介绍了负责外联的同事接待了我。她的国语也说得相当好,而且应该经历过不少场面,经验丰富。虽然我重点提出了民主党为何同意政改这个敏感话题,她也丝毫没有躲闪,而且并没有用外交辞令来打发我,而是很真诚地详细给我介绍民主党的想法。民主化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有进步好过僵持停滞。后来,民主党因为政改方案而几乎分裂,选举得票率掉头直下,可见推进民主之难,中间路线是左右不讨好的苦活。

9年后,香港风云再起。当年与中央共推政改的民主党和承受骂名的何俊仁却站在了对面。如果温和路线没有成功的空间,极端路线必然倒逼温和派转型以跟上潮流。

民建联的总部派头十足,豪迈霸气,前台极大,如全球顶级企业令人肃穆,比内地官府更有威严。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前台说本党没有相关服务,既没有通知相应负责人员出来接待,也没有上报领导,只是指指宣传架,需要什么资料的话,可以自取。可能,民建联非常亲中亲共,把中共党员的我当作了自己人,也就省却了待客之道,或许我也没有选票,不值得多花时间吧。1年后,我同样无预约登门访问法国社会党等总部,总是有人负责接待,没有民建联这般派头。中国人一般对客人比较礼貌,如此待客,那么他们对本地乡民又会如何呢?所以,当时我就很理解为何那么多港人不喜民建联了。但是,我也非常纳闷,为何如此“傲慢”的民建联能够赢得选举,即使在直选的地方选区也是赢的最多立法会议席的党派?这个问题的答案,从理论上我当然是知道的。不过要到2013年6月初,和几个香港人讨论之后,才得到更确凿也更简单的结论。

2010年的香港,仍然有不少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没有失去对一国两制的信念。但比之3年前,对未来落实香港真民主的怀疑也在加强,合作缓进开始失去民意支持,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逐步在加强。不过,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港独迹象。对大陆人的态度,除了亲中亲共的民建联之外,一如既往的热情友好。说国语,断然不会被歧视,身为中国人,还是可以骄傲的。

 

经过2012年法国大选的洗礼后,我于2013年5月回国,带母亲来香港做尽孝之旅。在上海飞香港的航班上,一个旅客夸我好孝顺,说是如今只见女儿带妈妈出来旅游的,却很少见到儿子。可能出国几年,我不了解中国国情了,刚开始也觉得诧异。后来细想,对噢,大陆如今女生为公主,男生为奴仆,只会服侍丈母娘出游,哪里敢想到自己的母后。而妈妈心疼儿子,更不愿两头奔波两头累。所以,还是要多生孩子,总有一个是女儿的。即使都是儿子,轮流尽孝,也不会累着,妈妈也舍得了。

当时我的主要精力在法国民主,对香港民主处于例行跟踪阶段。但是陆港矛盾已经初现,如奶粉事件,自由行游客素质问题等,我对香港的关注从早期的民主逐渐转移于此。不过,本次香港之旅和政治无关,只为了却母亲的心愿。

妈妈喜静不喜动,不那么爱出游。但是父亲过世后,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就想到香港看看,因为这是他们40年代生人少年时代的“发达中国”。不过,身临其境之后,却彻底颠覆了她原来的想象:香港好“落后”啊!

的确,从城市建设、整体风貌、人的精神状态来看,在2013年,任何一个上海人对香港的看法都是如此。只是这种落差根据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反应。我们这代人从小受香港文化熏陶,香港是我们曾经的青春,经济的发达或落后,都无法动摇这种感情。况且,我们早已知道香港逐步落后上海是事实,也就从来没有在意过。相反,吸引我们的香港特色,反而是那些表面上落后于时代的痕迹,比如有轨电车和繁体字,或者是天然而不变色的碧海蓝天,或是因港剧而关注的人文味道。而上代人对香港印象最深的就是经济发达,这却是随着时间而变迁的。

写此文时和母亲聊天,回忆其另外两个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宾馆附近有一家挂着米其林一星的平民餐厅,好吃到我们居然去吃过三次晚饭。其中一个菜,我回上海之后还特点学做了几次。二是我在长洲的海边游泳太久了,老娘被冷落而不开心了。另外,妈妈点菜喜欢看着别人正在吃的,然后找服务员咨询,比一般客人相对复杂些。不过,当时香港的服务员态度很好,非常有耐心,和上海的一样。今天,网络上流传的香港对待大陆客的恶劣态度,我们从未碰到过,这才过了六年而已。

在港期间,恰好是6月初。当晚下雨,所以没有安排节目,妈妈在宾馆,我就去了维园。快结束了,但人还是很多,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在此时此地和香港人站在一起,那种感觉难以言表。散场后,我和很多人扎堆聊天。这是我最喜欢的研究方式。虽然说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从社会学意义来看,人是分群的,一个人的意见肯定不只代表一个人,起码代表了一个相当比例的群体,少则1%,多则过半,看看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率分布就知道了。所以,聊天的人越多,对整体民情民意的掌握也就越充分。而且,聊天不是严格的民调,反而比后者获得更多真实的信息。但是,这需要抱着老老实实向人学习的态度,花费不少时间才行。而且,结束后还要认真做记录,好好思考提炼,是绝无可能让自己光芒四射的“苦力活”。所以,大多数公知和青年才俊是不愿去做的,他们生来就是要领导群众指点江山的,哪里会聆听他们的意见?尤其那些号称西方通、民主专家的大陆公知,只会追捧西方所谓的民主权威和无知媒体,有几个聆听过西方普通公民对自身民主的抱怨的?违背了儒家“知行合一”与改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他们鼓吹的民主自由就一定和人民的需求背道而驰,因此到现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香港民主派们虽然英文流利,估计也没有深入英美群众中去调研,否则断然不会在今日还以病危了的西方民主为效仿模式。

当夜有两段谈话印象深刻,补充了很多通过媒体和学术方面不容易得到的信息。

一是和李卓人的谈话。我问了一个很“挑衅”的问题,既然你认为香港大多数人都倾向民主,那么为何民主派在选举中赢不了建制派,甚至在地区直选中也开始要输给建制派了?[5]

李首先很惊讶一个大陆人也这么关注和清楚香港的选举情况,更惊讶于我居然懂得比例代表制。显然,他,或者可能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整体上都对大陆人对民主的兴趣和能力是过分低估了。这些年和香港人的互动,都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导致今日香港之乱的重要因素。因为对大陆人的研究及互动太少,对官方行为的研判过于看表面而失真,没有学好邓小平文选,从而对于中国民主化过度绝望,也对一国两制丧失信心,温和缓进战略就没有市场了,激进化和西奴化逐步变成了主流。

李如此资深,尚且不懂大陆,那么年轻一代就更加茫然了,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就是粗俗的土豪,不要民主自由的小粉红。耻于当中国人,追求港独,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倘如他们碰到的中国人中有三分之一如我这般,哪里会绝望到激进而不认祖宗的地步呢?看看前几天传遍全球的加拿大留学渣开豪车做爱国贼骂人“穷逼”,有这样的同胞,能不觉得羞耻吗?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也是同理。爱国,人人都赞同,但是爱国爱到不要民主和自由,在世界人民眼里就是一个足以威胁世界和平的国家了。所以,无论是香港问题,还是中国威胁论,我们首先要反省究竟中国大陆应该以什么形象什么言行出现在世界面前?把所有责任推给废青和英美的做法和川普反华没什么两样。

李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主要三个原因:1.建制派超有钱,可以送米(贿赂选民),可以租车拉人去投票,可以做大规模民调来制定选战策略。而民主派没钱,劣势明显。2.大陆每年有5万移民名额,都投建制派,时间长了,人数增加,足以影响选情。3.比例代表制本身就是分而治之的谋略,相对统一部署的建制派,泛民内部团结协作不够。三条都有理,但都不够。第一条,智慧和能力比钱更重要。第二条,既然民主自由那么好,为何泛民没有能力影响到新移民的政治倾向?第三条有一定道理,从今天来看,团结泛民的就变成了统一给他们输血的英美金主。这是分而治之策略没有想到的副作用。

比例代表制本身基于政党,而党争就是西方民主的首要缺陷。香港民主试点没有从儒家民主的根本原则“君子群而不党”出发来设计制度,反而抄袭病入膏肓的西方民主,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极端人物当选,在香港地方选区,往往只要超过5%的得票率就可以当选。2016香港立法会选举,青年新政(港独)的梁颂恒在新界东选区以6.55%的得票率当选议员,而同党的游蕙祯则在九龙西选区以7.4%的得票率当选。两人后来均因侮辱国家(称为中国为支那,拉标语“HONG KONG IS NOT CHINA”)扰乱宣誓被褫夺议员资格,但国际恶劣形象已经造成。法国国民议会曾经一度实行比例代表制,结果导致极右党派当选,至此取消至今。港陆都没有认真考虑这些显而易见的西方民主经验,太不专业,导致极端势力利用选举制度登上政治舞台乱港反中成为英美颜色革命的先锋。直到今天,无数砖家写了无数香港评论,无一人谈及导致港独上台的直接原因,连事后诸葛亮都没有,一叶知秋,香港失控也就毫不意外了。

二是和一个与我同龄的香港工程师的谈话。非常投机,谈了好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我解释为何民主派赢不了选举:因为他们的政治能力还不如民国初年的议员。这是一个年年此时来维园的香港人的多么重要而深刻的意见。正常的议政能力不足,为了赢得选举则必然要剑走偏锋,一旦尝到甜头,则强化激进路线,而不会去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走提高能力的正途。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今日乱因早已种下。

香港真的没有政治人才吗?我看这个工程师就不错。所以,普遍提高香港人的民主素养,扩大通顺各行各业的香港精英投入为人民服务事业,才是从根本上消除极端势力的办法。愚民政策、小圈子民主和扩大打击面,只会适得其反。

他们讲的几点,一说出来我就懂,但人不是电脑,无法全面扫描,总有遗漏之处。而人人都有独特智见,善于倾听众人意见,才能补自己的思考不足。这既是工作方法,更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对于提高认识和正确决策的大好处。看看英美,这么烂的民主制度,搞乱香港还是有一套的。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谈论过港独的问题,说明至少没有显现化。但是,把香港民主同中国民主进行切割已经成为现实。因为中国发展比香港好了,制度自信豪迈,香港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无力影响中国大陆了,那么退而求其次,自保吧。

很巧合,7月回巴黎的飞机上,我的邻座就是一个香港女生,谈了不少。她是一个有着数千FB粉丝的活动家,给我推荐了陈云的《香港城邦论》。这是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书本身没宣传港独,但切割了大陆民主,成为今日许多港独的启蒙教材。因为一旦切割,则方向逆转,如无外力强行扭转,则形成趋势后就逐步加速。

长期以来,香港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一是香港民主必然建立在中国民主化基础上,二是香港无力促进中国民主化,与其切割就好。经过十多年斗争和现实,港人开始选择后一条路线。到了今日已经成为主流,极端部分蜕变为港独。怀胎数年,2014年占中,只是一个出生宣告。

 

2016年之前,我从未想过港独崛起会如此迅猛。2007年我走在香港街头的时候,这些黄卫兵还是娃娃,哪里想得到长大后的他们会把如此文明的香港变成战场。所以,为了香港民主,2014年10月,我还牺牲了最早的“法国观察站”的微博号,因为转发占中消息。10月28日和巴黎撑伞的香港人讨论交流,其中有五点非常重要,可以解释部分今日之乱。

第一,民主派世代矛盾加剧,老一辈对90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大中华或者说中国民主的观念在90后中几乎荡然无存。于是,我们今日就看到了整个运动在818之前完全失控,资深泛民也无威信可言。

第二,香港年轻人从政没有上升机会,即使在泛民内部老的也不肯退,长期占有议席,反而不如建制派有中共命令必须让位。这就导致青年政治精英或放弃从政或转投建制派。今日来看,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青年激进化,与老泛民切割,变成港独。

第三,90代和70,80代不同,不会用移民来逃避,因为“香港是我们的土地,为何我们要走?”于是就有了今日无所顾忌的激进和暴力,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保家卫国”之战。所以,中央对建设深圳以给香港青年出路的措施,不可过于乐观。

第四,90一代根本不认为自己能买得起房子,打击房价可得人心。但是,诡异的是,今日黄卫兵无一人攻击地产权贵,李黄瓜亮相,泛民居然喝彩,置于人民根本利益于何地?背后真正的黑手一目了然。社会主义的铁拳要用对地方。

第五点更重要,用好了,可解香港之局。因为中学开始就有国语课,加之台港两地年轻人交流日盛,香港年轻一代国语比过去几代都好了。说明推行国语的技术基础已经扎实,核心问题是国语的内容是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是必须的,但用港人长期抵触的那套只会适得其反,今日乱象之源。需要寻求港人无法抵御的最大民族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华文明的正统:儒家思想。

只有复兴儒家思想才能凝聚中华民族的最大共识,才能抵抗全盘西化,才能建立符合港人利益和团结最大多数港人的中国民主模式。

 

法国媒体对香港之乱的关注大约从7月下旬开始。30日晚法国国家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朋友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知道西方媒体报道或因专业或因立场而产生的局限性。我连夜给他回了邮件。大致意思是:

“中国本来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团结包括港台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而不是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与之相反,效果也就相反。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孙文、梁启超和钱穆的道路(我的书里的内容,他正在看)。遗憾的是,受全盘西化之祸,香港青年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耻于做中国人,因为受到我书中批判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结论之影响,他们错误地认为儒家思想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分析今天问题,应该最早从抹黑儒家的1919年运动开始。从那时起,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左右全盘西化的牺牲品。

 今天的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大陆方面:没有民主的大陆很难让港人喜欢。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重点突出中华传统文明即儒家思想,但往往沦为共产主义宣传工具,效果就适得其反。

香港方面:没有民主来制约不平等,也没有专制来制约富豪,过度的自由资本就产生了全球最严重的不平等,尤其是房价。但那些买了房的中产阶级却反对所有可能导致房价下跌的社会住宅项目,把我认为最能干的特首董建华给轰下了台。而董的发展实体新经济的计划也被丢弃,因为香港人太想赚金融类的快钱了。所以自2005年董下台后,香港就没有了规划未来的战略了。由此,今日的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绝望。

西方人方面:美国人支持运动,他们金援一些政党反对中共。香港是美国打击中国的一个要点。英国人是他们的同谋。而西方媒体和文化界则是合作伙伴,因为他们太欧洲中心主义而无知。所有对中国和中共的反抗,无论正确与否,都被西方赞美。

中国大陆人方面:他们过去比香港人穷,现在却越来越富,还有很好的未来。香港人很难接受这种改变。当他们丧失了面对大陆人的优越感,就越来越讨厌后者。根据我的观察,我猜测绝大部分大陆人都支持政府武力平乱。因为他们看到了游行队伍中有很多美国和英国,甚至是日本的国旗。尤其是一些香港人还呼吁重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些人就是汉奸。另外还有港人宁做西方屎不做中国人的演讲视频在网路上流传,大陆人是有理由愤怒的。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以中国模式进行的民主化。中国需要儒家思想的复兴。”

 

前几天,我和一个香港朋友讨论局势,我批判他们:“港人要的是只属于自己的特权式民主,而不是把大陆人当同胞的普遍性民主。这种特权意识无法获得内地民众支持的。因为内地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只要自己地区民主,而不谋求全中国民主化的。独立是逃避责任,不应该是选项,一起为中国民主化奋斗才是选项.没有全中国民主,香港不可能有自己的民主。”他过了一会回复我:“普通老百姓不是政治家,对他们来说能捍卫不断被蚕食的自由和人权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能称为特权式民主?民主的对立面是特权,只是大陆没有民主,香港的那点民主和自由才显得和大陆格格不入。”

我是一个大中华情节非常重的人,永远无法认同切割大陆要民主的做法。但8月18日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得我不能不理解港人的困境。一是香港百万市民默默上街,基本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民意。二是加拿大的留学渣开豪车插红旗骂港人“穷逼”。他们的爱国其实就是维护特权,这些豪车底下碾压的都是大陆劳动人民的血肉和生命。只要他们的父辈还没有被中央清除干净,香港人没有理由不担心自己也成为车轮下的冤魂。大力深入反腐,也是赢得香港人心的关键。

机场打人之后基本上已经稳赢不输了。现在又翻盘了。上天总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让小丑们出场来提醒得意忘形的人类要回归理性。

香港方面:无论民主化多么艰难,都要靠自己,决不能做美英的棋子,也不能丢掉儒家正统而全盘西化。更加不能忽视基本的民主学习,尤其是对儒家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缺陷的再认识。不要以为自己从事民主运动就懂得民主,在我看来,离专业水平还差得很远。行而无知,祸害更大。香港民主,按邓公战略,有重大历史意义,非有中国模式不可能成功。政治人物不能以政治利益考量,要以长远民主进步为目标,拿出超越西方的香港版本,无此目标,一定失败。另外,不要以为港独是极少数,2016年立法会选举,本土自决派(港独)地方选区总得票率为19%,35个直选议席拿到6席,这绝对不是“极少数”的概念了。很多大陆人对香港反对派有太多同情,而对港独掉以轻心,他们应该好好看看技术数据,不能太幼稚了。而民主派为了扩大化运动而苟合港独,又为了合法性而掩盖港独,以为操纵自如,但历史的经验表明,凡是利用极端势力的,最终会被极端势力吞噬。不割席港独,香港民主和香港都不会有未来。

大陆方面:香港不是台湾,激进势力和港独虽然势头很猛,但成为大多数还早,尤其是港独先锋就不是华夏后裔。香港西奴和台湾日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要全盘西化的中国人,后者是流着热泪喊日本爸爸的卖国贼。另外,香港整体支持港独也不会真有19%那么多,毕竟极端势力投票率高,且以本土自决面貌出现,有一定的欺骗性,其得票总数也不过41万。以渲染港独为手段来整体定性反送中的普通香港民众,这是人为制造中国人之间的分裂。赢得中美之争是长期战略,如何赢得世界民心是中华大复兴而回归巅峰的关键。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巨大,岂可强用宣传手段儿戏?

鉴于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华文明,复兴儒家才能树立深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国家形象。

 

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简单的数学和,而往往看其最后时刻的行为。大家庭的成员,无论其曾经多么背叛祖宗,只要能活着在最后时刻迷途知返,光宗耀祖,多少也能博得一个浪子回头的褒奖。而另一种情况下,无论其曾经多么为大家庭而付出,多么正气凛然,只要在最后时刻引狼入室,分裂家族,最终都会遗臭万年。

未来的香港,台湾,乃至大陆,其实在民族的大历史进步前都渺小得很。中华民族大家庭滚滚向前,那是万千代祖先用自由的灵魂打造的战车,纵有雷霆万钧,亦无法阻挡。

我们要塑造一个新的香港。新香港的精神,却应该是老香港的灵魂,就是钱穆填词的新亚书院校歌所倡导的那样。我将原歌词中的“新亚”一词改为“香港”,一样流畅雄壮。因为,香港过去的成功本来就建立在中华文明的底蕴之上,而今日的失败就在于失去文明的根。只有中华文明光复香港,才能有未来。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珍重珍重,这是我香港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

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

十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

珍重珍重,这是我香港精神。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珍重珍重,这是我香港精神。

 

 

生而为自由。挑战被各种西方流派判了死刑的中国人之命运,是我的尘世宿命,香港是我的行动起点。我以为,它应该是不朽的。

 

 

2019年8月20日巴黎

 

本文发表后,我申请加入FB上的香港人在法国的群组,希望能够面对面了解他们的想法。申请信息里,包括了这篇文章。直到今日未有答复,包括礼节性的婉拒也没有。而在2014年占中期间,香港人还能在巴黎和我坦诚,友好交流,如上文所述。5年之后,交流的大门已经被香港人关上。最关键的是,我还是在法国研究民主,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大陆人,也和香港事务无缘了。

9月初,我偶然发现了一个香港维基人User:A***的主页,上面只有一句话:本人對內地用戶頻頻就香港事務說三道四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要求此等人士立刻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首先,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有权对任何国家的事务表达意见。其次,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内地人是中国人,对本国事务表达意见天经地义。我是上海人,我从来不认为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就没有权力来对上海事务“说三道四”,我也相信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和我观点相同。最后,意见表达和干预事务不是一回事。显然,这部分香港人要自绝于中华民族之外。

香港人,如果要和中华民族分裂,那么其曾经受过多少委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贡献多少力量,最终都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香港人,是西方一神教排他思想的集体受害者,可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华传统文明和儒家思想才是更先进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可惜。他们选择了自我封闭,而非相互交流而共进,可悲。

我希望香港还有新的未来,而且最好不是在彻底没落之后。

历史尊重理性,从不因感情而放弃教育人类。

 

[1] « Le 1er juillet 1997, j’étais très heureux de suspendre le drapeau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à notre balcon à Shanghai. Car ce jour-là Hong Kong, après 153 ans colonisé par les Anglais, a retrouvé la Chine. « Les bandits étrangers s’en vont ! La famille se réunit ! » Les Chinois étaient enthousiastes comme les Français en novembre 1918 quand l’Alsace-Lorraine est retournée à la patrie.  

La rétrocession de Hong Kong est l’héritage d’un ancien étudiant chinois en France, Deng Xiaoping. Malheureusement, il n’a pas vu ce moment historique, car il est décédé le 19 février 1997. Les grands hommes travaillent pour l’avenir, ni pour le bilan en mandat ni le sondage temporaire. », Yun TAO, 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p. 161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p. 215

[3] 同上,p. 217

[4] 同上,p. 220

[5] 香港立法会选举分为非普选的功能界别和普选的地区直选,席位平分。功能界别建制派一向有优势,2004年地区直选为30席,民主派得18席,建制派12席。2008年,民主派得19席,建制派11席。2012年政改后地区直选为35席,民主派得18席,建制派17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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