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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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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大家好,现在播出《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第13讲:第二部分第三章:中华文明

 今天讲的中华文明只是一个概要,方便大家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各主要文明。上次我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围绕着斗争而进化的文明,那么中华文明则是以和谐至统一的文明。

 

“作为政治人物,我在看待一个国家时,会看它的统计数据、增长记录,看它在世界舞台上对地缘政治的贡献。这不是一般人看待国家的方式,一般人看重的是这个国家的品格、国民的本质,这些是让国家鲜活起来的东西……对中国哲学传统和精神传统的理解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人们眼中的中国就不是六十年历史演变的结果,而是涵盖了四千多年的历史沉淀。”[1]这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其回忆录的中文版前言中的话。他睿智而含蓄地提醒我们,不要被今日中国之表象所迷惑,而是要从全部中国历史中去理解我们伟大的文明。我看这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其实比很多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华文明,后者往往因最近一些年的历史而痛恨起自己祖先的文明来。

从文明起源的故事来看,和西方人自认为是亚当和夏娃这一对男女的子孙不同,中国人自称是两个男人的后代:炎黄子孙,即上古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的后代。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也是全盘西化者嘲笑中国人违反自然人性的证据。因为这无法用西方的逻辑去分析,只能从我说的中华文明“以和谐至统一”的特征中去寻找线索。

根据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神话,中国人的祖先是在黄帝战胜了炎帝的阪泉之战后,由这两个部落合并而成的。他们的联盟在涿鹿之战中因战胜了蛮族蚩尤部落的入侵而得到了巩固。战后,这两个部落齐心协力为新的共同体分别贡献自己的特长:炎帝部落专于农业技术开发,而黄帝部落用心提高医疗等科技水平。如果说西方人的起源神话是男人和女人原始的自然结合,那么中国人则是诞生于更先进文明程度的政治和社会之统一:尽管炎帝被黄帝打败了,但胜利者并没有取缔炎帝的名号,而是把它保留在新的共同体中。所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因此,“以和谐至统一”正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原则。根据上述传说中的起源,统一不仅意味着共同体内部的和平,而且还代表了共同反抗外部侵略的胜利。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2],中华民族却是从“不打不相识”到“以和为贵”,并且经过了“同仇敌忾”生死考验的命运共同体。由此,除了特殊时期,中国始终是个大一统的国家:秦统一之前是分封制,类似于欧洲的封建时期,而在秦统一之后就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如今日之法国。

我出国以前是很赞赏欧盟的,其根本原因还是自己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背景。统一的中国和分裂的欧洲最大的区别在于:战争至于中国是特例,而和平是惯例,欧洲正好相反,这是被数千年中欧历史所证明了的。但是多年研究之后,我虽然没有否定欧盟这个理想,但觉得他们的操作思路有着极大的问题,单单从文化来看,欧盟的格言“在多样化中联合”和中国统一之基点“书同文、行同伦”完全相反。如果仅仅是经济联盟,问题不大,但欧盟急吼吼地要建成政治联合实体,显然并没有好好研究中国统一的历史经验。这应该是目前的欧盟最终瓦解的根源。

我们再来看中华文明“以和谐至统一”的其他表现。

首先是学术和政治的和谐统一。

中国人把周文王当作是中国最早的书籍之一《易经》的作者,所以政治家和圣贤的角色合一就代表了中国哲学和现实政治的合一。这就和西方文明里以上两对关系分离的传统截然不同,在西方圣贤和政治家通常是分离的,而哲学和现实政治并不一致。这也和印度文明里根据种姓来分派角色的传统不一样,婆罗门掌握宗教、哲学等思想权力,而刹帝利掌握军政权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圣雄甘地要辞去所有政治职务而仅仅作为精神领袖,这是符合印度文明传统的。而中国的圣贤理应当仁不让,这也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执政鲁国,周游列国推行他的政治学说也是要执政的,他同时还是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所以,中国古代政体虽然有象征国家延续性的君王家族,但具体执政是由学者-政治家合一的士大夫集团来担任的。几乎所有的大政治家都是大学问家,从管子到王安石。国父孙文也是创立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学说的思想家。即使在今天,由政治系统晋升的大中华文明圈里的领导人也争相著书立说努力向有思想理论的学者靠近,从大陆到台湾,乃至韩国日本,无一例外。

这种学-政合一的治国原则有助于古代中国社会在通常情况下保持和谐稳定,因为中国正统的政治家之学者本性使其更忠实于道德和客观性:在人民和权力之间,他们选择人民甚于权力,而职业政客则更看重权力。事实上,对中国的士大夫来说,学者才是其身份的本源,而政治家不过是其自觉的社会责任而已,所谓“学而优则仕[3]”就是把政治当作一种理想,而不是职业。由此不仅可以提升执政质量,同样推动学术进步,因为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了。学者要成为执政者,就必然需要务实精神,而政治家有学者素养和品质,就能更科学客观地决策,而不是以党派之见和意识形态决策,这是“知行合一”在治国领域的扩展。其实,西方最黄金的民主化时代远溯古希腊七贤也大多为统治者,以梭伦为典型。近如从启蒙时代开始到19世纪末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参政和执政而推动民主化的时代:在英国有霍布斯、培根、洛克、伯克等。尤其是法国最为突出:大革命时代各政治领袖;大诗人夏多布里昂担任过复辟王朝的外交部长;历史学家基佐担任七月王朝的首相;1848年革命初期大文豪拉马丁是临时总理;二共时期雨果、托克维尔等知识分子普遍通过选举加入执政集团,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把“共和国之父”的荣誉授予雨果,而不是任何一个实际元首。这说明在西方文明里,法国文明最为先进,因为它与中华文明最相似。而在今日之西方民主社会里,学者远离权力或成为政治的附庸,而被职业政客们操纵的人民则日益成为政治恶斗的牺牲品。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不仅让西方教育和学术把国民变成了脑残,而且让民主大大地变了质。因此我们应当引入中华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一体的士大夫执政模式来弥补西方民主现有的缺陷。这是我一直提倡的,用中华文明改造西方民主之一部分内容。

其次是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的和谐统一。

中国学术的关注重点是人文生活,所以当学术领导政治的时候,个人之道德和国家之道德是统一的。在个人领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2000多年后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1859)里说:“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我们利益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去剥夺其他人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碍他们为此的努力。”[5] 但是只有中国人才在国家之间也坚持这项道德准则,比如中华传统的外交原则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6]”中华帝国的扩张并不依赖武力征服,而是依靠其文明自身对蛮族的吸引力。就算是打仗,也是为了和平,因为汉字“武”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中国人动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止武力。中国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外来蛮族的侵略,所以中国的领土扩大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之胜利基础上的,以汉唐之疆域扩张最为典型。但是,中国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其足够强大而无敌手的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所以在其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维系了本地区的和平。然而,一旦它的蛮族侵略者具备了同等或更强的军事力量,比如蒙古和满人,中国就会因为缺乏足够尚武的精神而被打败。所以,中国人必须牢记,尚武精神才是和平主义最根本的保证。

这个和西方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而扩张领土的野蛮性完全不同,西方文明里个人的道德和国家的品质是分离的,国家可以因为利益而不要脸,这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原则之一。西方的武力型扩张有两个后果:一是如罗马帝国的例子:一旦帝国被打败,就再也无法恢复,因为武力征服构建的帝国没有深入人心的文明内核。中国则完全不同,它不仅能够反复复兴,而且能依靠文明内核把昔日的蛮族统治者同化成中国人,并且顺势把蛮族原来的土地变成中国之固有领土。二是如现代西方的例子:西方人占领了外国人的领土,但却无法征服他们的心,因为西方式征服更崇尚暴力而非文明,被征服者也因此暂时屈服于暴力而非尊崇其文明。所以,一旦西方实力下降,各殖民地就纷纷独立,西方撤出后,各殖民地通常陷入动乱。现代法国偶有例外: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所有西方列强都拒绝支持同盟会,只有法国坚持了大革命的普世理念派遣了军事顾问帮助同盟会训练军事力量。不过,通常情况下,西方各国只是会玩弄外交手段,而并不懂得如何真正领导世界。从道德角度来看,理论上整个西方没有一个外交官,也没有一个外交理论家。所以今日动乱的世界急需中华文明复兴而出来领导。

第三是各阶层国民教育的和谐统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所有中国人的教育宗旨,而从君王到平民都以修身为第一要义。这样统一而平等的教育观来自中国第一个大教育家孔子的理念“有教无类[7]”,而又被孟子发扬光大了,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8]。“尧舜”是什么人啊,是古代的圣人也是国家元首。因此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出的自然是有着王者气质的公民,即使是平民也应该有王者的胸怀和责任心。所以,公共利益并不会被个人的自私自利主义所影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匹夫”其实是比西方公民更高贵的大国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而西方的教育和中华传统完全相反,古代西方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受教育,而民主以后的西方教育不是如中国一样把平民教育成圣王,而是把贵族拉下来教育成平民,所以自私自利主义流行,以寅吃卯粮的福利制度为典型代表。西方人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幸福,只顾自己的现世快乐而不惜让后代偿还高额债务。这样的西方,如果再不引入中华传统教育理念,是一定会崩溃的,事实上不少余粮不多的“小地主”已经开始破产了。另外,由于中国教育中人与圣的统一,而圣也是信仰中的神,所以人和神也是统一的,所谓天人合一。信仰也就超越了传统的组织型宗教而变成了个人的灵修,这是中国成为原生性世俗国家的根源,也是我评估中华文明为人类最先进文明的关键证据,这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华传统教育理念之大功劳啊!

特别是在今天伊斯兰化席卷全球,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的世俗精神,多元信仰存在与和谐的历史经验与智慧是拯救人类唯一的办法。每个人类都应该读一读中国的《西游记》,它通俗却智慧地讲述了各种宗教之间、信徒与异教徒之间、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直到今天依然是人类最先进的政教分离之指导手册。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和谐统一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士大夫执政集团是根据才能来不断更新其成员的,并不是西方执政之贵族的世袭制。而西方的封建等级制度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也是西方民主化要打破的第一目标。但在中国古代,因为有了科举制度,昨天的平民即被统治者完全可以凭学识和能力成为今天的统治者。古代中国少儿的启蒙教育就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9]”要知道,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本上在于真正有能力造反的精英可以有体制内的成功机会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员。西方称之为社会晋升,用来对照社会阶层固化,后者是爆发革命的根源,因为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才被旧制度打压无法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他们自然不甘心碌碌无为一生,必定要革命而打破旧秩序为自己的人生进步和天下的正义找一条出路。所以,科举制度正好满足了精英的现实需要。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个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二个是中国人也就没有动力去创制以选举投票为标志的现代西方民主。另外,中国科举制还为西方建立非选举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灵感。

当然,“以和谐至统一”的中华文明特征也有最大的负面结果:中华文明在2000年前就成熟了,所以思想、科技、社会乃至军事的进步就变得的非常缓慢,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斗争,我们要满足的是精神上的幸福,而不是对于物质的无限欲望。

令人遗憾的是,今日之中国反而偏离了传统文明的方向,变成一个物欲横流的大陆,反而是文明进化了的西方社会比我们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中国未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还是要学习西方,但这次是学习先经过中华文明改造过的西方民主了。

 

 

下次播出《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第14讲:第二部分第四章:印度文明

                   

谢谢收听,我们相识是这个世界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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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明复兴而读书!

 

《中华文明复兴讲话》系列微信公众号的配图均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APP中的内容,对此表示感谢。

 

 

 

[1] 布莱尔,《旅程》,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译林出版社,2011,中文版前言,pp. 7-8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

[3] 《论语·子张》(1913

[4] 《论语·颜渊》(122)、《论语·卫灵公》(1525

[5] 英文原文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 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 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 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 作者译

[6] 《论语·季氏》(161

[7] 《论语·卫灵公》(1539

[8] 《孟子·告子下

[9] 摘自《神童诗》,传为北宋汪洙所著,和《三字经》同为蒙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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