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é par 陶赟

“除非有一新的领导世界的文化出现,现有世界的一切纠纷仍将永远延续。病象尽可有变化,病根还是存在,将永远作梗。…… 除非中国文化,有一彻底的新生,中国近百年来种种失败,种种苦痛的历史,也将继续推演;而且将愈演愈烈,愈演愈烈。根据上述开放,无论中国乃及世界问题,都使我们要着眼到文化问题上去。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

这是钱穆在1950年12月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文化学的开篇。67年世界格局的变迁,无论是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还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制;无论是资本寡头的贪婪,还是劳工阶级的愤怒;无论是专制主义的嚣张,还是民主主义的变质;无论是西方文明的衰退,还是东方文明的沉睡,一切都验证了钱穆的预言。有文化始有人类社会,无民族文化无民族国家,无世界文化,无和谐世界。200年来世界文化即所谓的普世主义有西方文化充当,但从未让人类社会有片刻的安宁,可以说,西方这个200年的世界执政文明应该下台了。但是,世界却依然缺少一个有能力执政的新执政文明,因为中华文明依然在沉睡中,既没有随着时代而全面更新其理念,也没有得到中国和世界的足够重视,甚至还被中国人自己敌视。所以,今日依然由西方领导的世界仍然把人类继续推向灾难的深渊。中华文明的复兴,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要自救,而且要救全人类。中华文明复兴是人类文明复兴的发动机,也是世界执政文明轮替的基础。而中华文明执政中国和世界的原则就是以文化而治国平天下。

钱穆的这本《文化学大义》是理解什么是文化执政的入门,也是中华文明应该如何复兴的指引:中华文明必将在为全人类找出路的过程中复兴。由此本导读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1.书中文章的背景介绍及历史知识;2.文化与治国平天下;3.书中的知识点;4.质疑;5.延伸阅读;6.作业。

 

1.书中文章的背景介绍及历史知识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钱穆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的讲演稿,共有八讲。分别为:一、为什么要讲文化;二、文化学是什么一种学问;三、文化的三阶层;四、文化之两类型;五、文化七要素;六、中西文化比较;七、文化的衰老与新生;八、世界文化之远景。

1950年12月正是韩战初期,彭德怀率军于同年10月正式参战,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大捷,联合国军败退到清川江以南。12月期间,美第八集团军被志愿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南,集团军司令沃克死于车祸。志愿军全面逼近汉城,并于1月初占领汉城。联合国军在钱穆演讲期间处于全面劣势。败退到孤岛的国民政府虽然因为韩战有了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此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倘若韩战失败,台湾则无法立足,可算全中国都被西方来的马列主义所统治了,天下算亡了。在如此人心浮动,前途未卜之际,可是我们看钱穆依然在最后一讲中畅谈世界文化之远景,足见他对中国不亡的绝对信心,而且对我们中国人的未来有着绝对的期待。他在整个演讲的最后说:“中国民族在此长期过程中,无疑的必将扮演一主要之角色,而贡献其至大之任务。[2]”我觉得,余英时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评价钱穆是气象小了点,应该用“一生为中华文明之创世纪而呐喊”来得更妥帖一点。

第二部分是附录的前三篇,这是《文化学大义》1952出版时收录了钱穆另外三篇短文。分别是:1950年8月的“世界文化之新生”;1950年9月的“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1951年6月的“人类新文化与新科学”,都刊登于香港的《民主评论》杂志。这都是在他认为的国家沦陷和个人流亡之际对未来的展望。尤其是预言中华文明对未来世界新文化的重要贡献,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成就,正在其“道德”与“艺术”方面。[3]”而“将来人类新文化之“最高企向…… 决然为“道德的”、“艺术的”。[4]”所以,中华文明必然有着更伟大的将来。我看这些文章时,会联想到明亡满清窃取中国之初的黄宗羲。他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是中国的《人权宣言》和《社会契约论》,黄先生写这部书不是给当世人看的,而是给后人预备的,“明夷”是黎明前的黑暗,指满清统治期,所以书名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之黑暗中写给未来创世英雄的建国方略。钱穆其实就是继承了这种中华道统的精神,他的预言也不是对当世人说的,也是对后来者的殷切期望,指引我们能够以这种大格局大气魄大视野来发现中华文明的价值,走一条复兴中华文明的王道大路。

第三部分是钱穆在1987年整理补充的六篇80年代的文章。分别为1981年的“中国文化与人权思想”;1983年的“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1987年7月的“个人与家国”;1987年8月的“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为己主义”;1987年6月的“中西政教之分合”和“天性与学问”。80年代台湾经济已经崛起,正是民主化的关键时刻,解除戒严恢复民国宪政是在1987年7月15日,而大陆也正在改革开放后的初期,正是思想的黄金时代,海峡两岸的中国都显得那么前途无量。钱穆30年前关于中华文明复兴的预言仿佛正在实现中。但是,两岸中国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全盘西化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这正是钱穆一生都担心而与之对抗的,所以在这些文章里中西对比成为核心的写作方法。从中我们可以初见“中为西用”的思想,比如他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救济方案:“而或能转而化为中国式之个人主义。则世界人类生活,岂不将趋于“大同和平”,“天下一家”[5]”。由此可知,钱穆虽然是国学大师,但其视野紧跟时代且放眼天下,才能把西方现实的社会问题看得通透,然后再回头更好地发现中华文明的普世运用价值。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我们要效仿的“平天下”的王者典型。

 

 

2. 文化与治国平天下

个人的文化是其本源民族文化和人生经历之人类文化共同影响而成,而民族文化受人类大文化环境影响而成,比如华夏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佛教西来,有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逐鹿中原。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文化的进步程度和该国博采众长各民族文明的意愿相关,而个人文化则和该人海纳天下文明之智慧密不可分。所以,在春秋战国,天下名士多游历诸国,强国霸主多有天下名士辅政。秦自穆公起以楚人百里奚执政,孝公用卫/魏人商鞅,嬴政用楚人李斯,积类世开放更化之功而一统华夏。而在欧洲近代,西方各国文化与人才相竞争相融合,终于超越中国而领导世界200年。二战以后,人类文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交流时代,东亚诸国争相西化改革,而西方却依然固步自封,所以先有日本,后有中国,不断超越西方,世界领袖由西转东已成必然。所以,今日世界的领袖国必然是以本国文明为内核,广纳天下智慧不断自我更新进步之国,今日天下的名士必然是以本族文明为基础,以人类各文明为师而修学之士。由此,就当下来看,西方诸国无一国可为领袖,无一人可称名士。天下的名士只在东方,而领袖之国惟我文明复兴后的中华。

以文化手段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中国也是唯一以文化执政的人类文明,其他文明中只有法国与中国略为接近,下面我将对比钱穆在《文化学大义》和法国前总统、法兰西学院院士德斯坦在《法国人,关于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6]中关于文化执政的思想来讲讲几条21世纪文化执政几个原则。

 

政治的问题来源于文化的问题

钱穆从文化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为何被西方超过的根本原因在于:“而中国自满洲政权控制全国一百多年,到达乾隆、嘉庆年间,其第三阶层里的最高领导精神,由渐经遏塞而颓唐,而腐烂,而迷惘失途;第二阶层政治社会机构,亦多走失样子,与原有最高精神脱节。那时的满洲统治,虽说已受中国之同化,但中国的文化大体系,也早为满洲统治说腐蚀。这时候,本该有一番重新提撕调整工作,而西力东渐,另来一新刺激,内部的病痛来不及调整,外面的祸害又急切无法抵抗,同时也无法接纳融化,这才造成此最近一百年来尴尬混乱的局面。[7]”而对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他在1950年说:“今天在中国共产主义之兴起,与其说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不如说是大多数人心理上有纠结,有变态,而失常,才走此极端。换言之,这是中国文化在其统体配搭之失却调整中之一种病象。我们若非总观文化全体机构,单从一枝一节处着眼,永远将摸不到要领。[8]”这些分析拨云见日,从根本上解释了百年来之中国乱象,也是钱穆以文化执政之理念的根本出发点。

法国的德斯坦在半个世纪之后也这么说:“法国政治的衰退归因于内部原因,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决策方式和评估方式密切相关。[9]” 德斯坦对理想法国的定位是“新希腊”,即西方文明在当代的新文化中心和榜样。这是他一贯的执政理念,其实同中国的华夏文化中心论是一样的,我们在东方,法国在西方。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是符合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先进文明理应带领和帮助落后文明一起进步。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1981年卸任总统之后就开始学习汉语,到中华文明里找他山之石了。

 

    文化为立国之本、兴国之法和救国之道

钱穆说“罗马帝国之建立,是纯武力的向外征服。中国秦汉大一统,是两千年来酝酿成熟的全部文化图案之具体实现。因此罗马帝国基础不稳固,罗马人的心思聪明智慧,全集中消耗在如何维持他们的帝国。永远淤塞在政治、法律、军事、财富、斗争、组织、文化第一、第二阶层上,始终透不到第三阶层去。[10]”中华帝国以文化立国,所以生命绵长迄今,而罗马帝国主要以武力扩张,所以亡后不再起复。

中国“这一国家体制,不仅专建筑在政治制度上,并须建筑在社会礼法与家族伦理、个人道德、人类心情之种种教育精神之配合上。这种配合,则以人类心情大群团结之道德精神为核心、为最高指导。所以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是直下到个人,直上到天下的,而以各个人之心体性情为其主要出发,与主要归宿之共同所在。[11]”在中华传统执政理念中,个人之文化修养及品德同国家之文化修养及品德都是一致的,故以提高个人之文化水平作为提高国家之文化水平继而促进国家繁荣昌盛为执政手段。因此,文化是兴国之法。

因此当国家出于危机时,也必然从自身文化着手更新进步,而不是全部拿来主义。钱穆在全盘西化之浪潮席卷海峡两岸的1987年指出:“当前中国之病,则在一意崇慕西化,亦仅知求之外,不知求之内。先则一意崇美,但终未有得,抑且不胜其有失。乃又转而求之苏联,其弊乃更甚。今则一国分而为二,一尚美,一尚苏,而终不见国是之所归,盖已不知内在一己之犹存亦。…… 或曰,中国之旧之老,乌得重运用于当前。不知老与旧可“变”可“新”。其变其新,其要则仍在己,不在外。惟知外,不知己,则又何变何新之有?[12] ”可见,文化亦为救国之道。

大陆和台湾都有正反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对国家发展的根本作用。

大陆在改革开放前是一段对传统文明进行剿灭的时期,在文革达到鼎盛,国家发展也由此大受影响,我们可以和印度比较一下在1960-2000期间的人均GDP就清楚了,如下图[13]

 

 

1960年,中国人均GDP为89.521美元,超过印度的81.285美元,而随着中华文明不断被破坏,其对国家发展的后续效应不断体现,印度在随后的30年内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领先中国的,尤其是在后15年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一直到1991,中华文明在文革结束后逐步恢复元气之后,中国才迅速超越了印度,直到今天。

再来看台湾,下图来自于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的数据:从民国41年(1952)到民国106年(2017)(预测)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不提供网络链接)

 

     由图可知,在台湾去中国化之前(最早从李登辉于民国77年(1988)执政开始,民国89年(2000年)陈水扁当选后加速至今),台湾经济发展是长达30多年高速,期间正是民国政府复兴中华文明运动的高潮期。而随着台湾对中华文明越来越排斥甚至敌视,其经济发展也同样一路下滑至今而没有任何复苏希望。因为台湾人不明白,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以消灭自身传统文明的方式,如同大陆当年的文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以上经济走势表现得非常清楚。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这样概括:“政治的进步或倒退是国家内部诸多原因导致的结果,比如活力、创造力、文化和文化的水平、教育系统的质量,尤其是危机中社会的适应能力。[14]”法国在戴高乐以后的衰退正是其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英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击却无法更新进步的结果。法国Éric Zemmour在其畅销书《法国的自杀》[15]中就批判法国白左闹腾的1968年五月革命摧毁了法国传统文明,至此以后法国就陷入长期衰退之中。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整个西方世界的衰退就是其传统文明被60年代各种白左运动破坏而无真正更新之后开始的。

可见,文化与国家兴亡之关联是真正的普世原理。

 

 

    提高国民个人文化修养为文化执政首要

中华传统里,从平民到君王都以修身来提高个人文化修养为人生第一要义,并以此带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和实力之进步。而文化修养的进步则由个人生命的续存为起点,以追求天下大同之心为终极,是一种不断追求集体利益和历史意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与国家一起达到崇高。

正如钱穆对人生三阶段的分类:“第一阶层是“小我人生”,只求把外面物质来保全自己生命之存在与延续。第二阶层是“大群人生”,这一阶段的目的,已在各得保全自我生命之上,要求相互间的安乐,来过一种集体的人生。第三阶层是“历史人生”,此一阶层之目的,在求把握人类内心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使你心我心,千万年前的心,与千万年后的心,心心相印,融成一片。不仅有集体的广大性,且有历史的悠久性,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内心安乐,无与伦比的。[16]”这既是个人文化的演进,也是国家追求的升级,从我国之存亡利益,进为各国之和谐安乐,最后是天下之大同。

与中华文明大同主义相对的是西方个人自私自利主义。德斯坦就批判滥用的个人自由对集体和国家造成的损害:“ 我们当代的自由理念不再是把我们同国家事务及其决策联系在一起了,对我们而言,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都有根据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行动的权利…… 自由,对今天的法国来说,违法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合法。[17]

而这种极端个人自由正是西方民主化后个人文化修养下降的结果,因为西方民主在把贵族拉下来做平民的同时,也把贵族重视个人荣誉与使命及其对国家责任的文化修养降级为平民无所顾忌的个人利益优先。尤其是在不顾子孙后代而寅吃卯粮的福利分配方面最为典型,德斯坦称之为“对补助的崇拜:导致我们超额公共支出的最后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法国人对国家财政补助的热衷。[18]”在拥有多元文明背景移民的西方国家里,文明先进的族群大多勤劳进取,交税远远大于补助,而文明落后的族群中领取财政补助的比例往往比前者多得多。

因此如果国家,不管西方或东方,不承认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分,就不会去从提升文明先进程度出发来帮助个人提高文化修养,自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同族群分化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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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2

[2] 同上,p. 88

[3] 同上,p. 131

[4] 同上,p. 133

[5] 同上,p. 184

[6]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法国前总统1974-1981),法兰西学院院士2003- ),汉语学习者中华文明研究者儒家思想者。他知道法国问题严重,希望从中华智慧里寻找对解决法国现实问题有用的内容。他在2000年出版的政论《法国人,关于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中就屡次通过中法文明和两国现实的对比来给法国困境提出建议。

[7]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65

[8]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57

[9] 法语原文:La déclin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st dû à des cause internes, liées à notre manière de penser, de décider et d’évoluer,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17

[10]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73

[11] 同上,p. 44

[12] 同上,p. 200

[14] 法语原文: Le progrès ou le déclin politique est le résultat d’éléments intérieurs à la communauté nationale, tels que le dynamisme, la créativité, le niveau de civilisation et de culture, la qualité du système éducatif, et surtout la faculté d’adaptation de la société en cause.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23

[15] Éric Zemmour, Le Suicide Français, Albin Michel, 2014

[16]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23

[17] 法语原文: Notre concept contemporain de la liberté ne consiste plus à nous sentir associés aux affaires du pays et à la prise de décisions qui nous concernent, ce qui nous paraît aller de soi : il est perçu comme le droit de disposer d’un espace individuel de liberté, où chacun agit comme bon lui semble. […] La liberté, telle que la conçoivent les Français d’aujourd’hui, légitime à leurs yeux des comportements contraires à la loi.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213

[18] 法语原文: Le culte de la subventionUne dernière cause de l’excès de nos dépenses publiques est évidemment l’attachement passionné des Français à l’aide financière de l’État. 作者译。同上,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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