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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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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除非有一新的领导世界的文化出现,现有世界的一切纠纷仍将永远延续。病象尽可有变化,病根还是存在,将永远作梗。…… 除非中国文化,有一彻底的新生,中国近百年来种种失败,种种苦痛的历史,也将继续推演;而且将愈演愈烈,愈演愈烈。根据上述开放,无论中国乃及世界问题,都使我们要着眼到文化问题上去。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

这是钱穆在1950年12月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文化学的开篇。67年世界格局的变迁,无论是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还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制;无论是资本寡头的贪婪,还是劳工阶级的愤怒;无论是专制主义的嚣张,还是民主主义的变质;无论是西方文明的衰退,还是东方文明的沉睡,一切都验证了钱穆的预言。有文化始有人类社会,无民族文化无民族国家,无世界文化,无和谐世界。200年来世界文化即所谓的普世主义有西方文化充当,但从未让人类社会有片刻的安宁,可以说,西方这个200年的世界执政文明应该下台了。但是,世界却依然缺少一个有能力执政的新执政文明,因为中华文明依然在沉睡中,既没有随着时代而全面更新其理念,也没有得到中国和世界的足够重视,甚至还被中国人自己敌视。所以,今日依然由西方领导的世界仍然把人类继续推向灾难的深渊。中华文明的复兴,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要自救,而且要救全人类。中华文明复兴是人类文明复兴的发动机,也是世界执政文明轮替的基础。而中华文明执政中国和世界的原则就是以文化而治国平天下。

钱穆的这本《文化学大义》是理解什么是文化执政的入门,也是中华文明应该如何复兴的指引:中华文明必将在为全人类找出路的过程中复兴。由此本导读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1.书中文章的背景介绍及历史知识;2.文化与治国平天下;3.书中的知识点;4.质疑;5.延伸阅读;6.作业。

 

1.书中文章的背景介绍及历史知识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钱穆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的讲演稿,共有八讲。分别为:一、为什么要讲文化;二、文化学是什么一种学问;三、文化的三阶层;四、文化之两类型;五、文化七要素;六、中西文化比较;七、文化的衰老与新生;八、世界文化之远景。

1950年12月正是韩战初期,彭德怀率军于同年10月正式参战,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大捷,联合国军败退到清川江以南。12月期间,美第八集团军被志愿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南,集团军司令沃克死于车祸。志愿军全面逼近汉城,并于1月初占领汉城。联合国军在钱穆演讲期间处于全面劣势。败退到孤岛的国民政府虽然因为韩战有了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此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倘若韩战失败,台湾则无法立足,可算全中国都被西方来的马列主义所统治了,天下算亡了。在如此人心浮动,前途未卜之际,可是我们看钱穆依然在最后一讲中畅谈世界文化之远景,足见他对中国不亡的绝对信心,而且对我们中国人的未来有着绝对的期待。他在整个演讲的最后说:“中国民族在此长期过程中,无疑的必将扮演一主要之角色,而贡献其至大之任务。[2]”我觉得,余英时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评价钱穆是气象小了点,应该用“一生为中华文明之创世纪而呐喊”来得更妥帖一点。

第二部分是附录的前三篇,这是《文化学大义》1952出版时收录了钱穆另外三篇短文。分别是:1950年8月的“世界文化之新生”;1950年9月的“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1951年6月的“人类新文化与新科学”,都刊登于香港的《民主评论》杂志。这都是在他认为的国家沦陷和个人流亡之际对未来的展望。尤其是预言中华文明对未来世界新文化的重要贡献,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成就,正在其“道德”与“艺术”方面。[3]”而“将来人类新文化之“最高企向…… 决然为“道德的”、“艺术的”。[4]”所以,中华文明必然有着更伟大的将来。我看这些文章时,会联想到明亡满清窃取中国之初的黄宗羲。他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是中国的《人权宣言》和《社会契约论》,黄先生写这部书不是给当世人看的,而是给后人预备的,“明夷”是黎明前的黑暗,指满清统治期,所以书名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之黑暗中写给未来创世英雄的建国方略。钱穆其实就是继承了这种中华道统的精神,他的预言也不是对当世人说的,也是对后来者的殷切期望,指引我们能够以这种大格局大气魄大视野来发现中华文明的价值,走一条复兴中华文明的王道大路。

第三部分是钱穆在1987年整理补充的六篇80年代的文章。分别为1981年的“中国文化与人权思想”;1983年的“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1987年7月的“个人与家国”;1987年8月的“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为己主义”;1987年6月的“中西政教之分合”和“天性与学问”。80年代台湾经济已经崛起,正是民主化的关键时刻,解除戒严恢复民国宪政是在1987年7月15日,而大陆也正在改革开放后的初期,正是思想的黄金时代,海峡两岸的中国都显得那么前途无量。钱穆30年前关于中华文明复兴的预言仿佛正在实现中。但是,两岸中国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全盘西化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这正是钱穆一生都担心而与之对抗的,所以在这些文章里中西对比成为核心的写作方法。从中我们可以初见“中为西用”的思想,比如他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救济方案:“而或能转而化为中国式之个人主义。则世界人类生活,岂不将趋于“大同和平”,“天下一家”[5]”。由此可知,钱穆虽然是国学大师,但其视野紧跟时代且放眼天下,才能把西方现实的社会问题看得通透,然后再回头更好地发现中华文明的普世运用价值。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我们要效仿的“平天下”的王者典型。

 

 

2. 文化与治国平天下

个人的文化是其本源民族文化和人生经历之人类文化共同影响而成,而民族文化受人类大文化环境影响而成,比如华夏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佛教西来,有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逐鹿中原。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文化的进步程度和该国博采众长各民族文明的意愿相关,而个人文化则和该人海纳天下文明之智慧密不可分。所以,在春秋战国,天下名士多游历诸国,强国霸主多有天下名士辅政。秦自穆公起以楚人百里奚执政,孝公用卫/魏人商鞅,嬴政用楚人李斯,积类世开放更化之功而一统华夏。而在欧洲近代,西方各国文化与人才相竞争相融合,终于超越中国而领导世界200年。二战以后,人类文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交流时代,东亚诸国争相西化改革,而西方却依然固步自封,所以先有日本,后有中国,不断超越西方,世界领袖由西转东已成必然。所以,今日世界的领袖国必然是以本国文明为内核,广纳天下智慧不断自我更新进步之国,今日天下的名士必然是以本族文明为基础,以人类各文明为师而修学之士。由此,就当下来看,西方诸国无一国可为领袖,无一人可称名士。天下的名士只在东方,而领袖之国惟我文明复兴后的中华。

以文化手段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中国也是唯一以文化执政的人类文明,其他文明中只有法国与中国略为接近,下面我将对比钱穆在《文化学大义》和法国前总统、法兰西学院院士德斯坦在《法国人,关于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6]中关于文化执政的思想来讲讲几条21世纪文化执政几个原则。

 

政治的问题来源于文化的问题

钱穆从文化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为何被西方超过的根本原因在于:“而中国自满洲政权控制全国一百多年,到达乾隆、嘉庆年间,其第三阶层里的最高领导精神,由渐经遏塞而颓唐,而腐烂,而迷惘失途;第二阶层政治社会机构,亦多走失样子,与原有最高精神脱节。那时的满洲统治,虽说已受中国之同化,但中国的文化大体系,也早为满洲统治说腐蚀。这时候,本该有一番重新提撕调整工作,而西力东渐,另来一新刺激,内部的病痛来不及调整,外面的祸害又急切无法抵抗,同时也无法接纳融化,这才造成此最近一百年来尴尬混乱的局面。[7]”而对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他在1950年说:“今天在中国共产主义之兴起,与其说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不如说是大多数人心理上有纠结,有变态,而失常,才走此极端。换言之,这是中国文化在其统体配搭之失却调整中之一种病象。我们若非总观文化全体机构,单从一枝一节处着眼,永远将摸不到要领。[8]”这些分析拨云见日,从根本上解释了百年来之中国乱象,也是钱穆以文化执政之理念的根本出发点。

法国的德斯坦在半个世纪之后也这么说:“法国政治的衰退归因于内部原因,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决策方式和评估方式密切相关。[9]” 德斯坦对理想法国的定位是“新希腊”,即西方文明在当代的新文化中心和榜样。这是他一贯的执政理念,其实同中国的华夏文化中心论是一样的,我们在东方,法国在西方。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是符合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先进文明理应带领和帮助落后文明一起进步。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1981年卸任总统之后就开始学习汉语,到中华文明里找他山之石了。

 

    文化为立国之本、兴国之法和救国之道

钱穆说“罗马帝国之建立,是纯武力的向外征服。中国秦汉大一统,是两千年来酝酿成熟的全部文化图案之具体实现。因此罗马帝国基础不稳固,罗马人的心思聪明智慧,全集中消耗在如何维持他们的帝国。永远淤塞在政治、法律、军事、财富、斗争、组织、文化第一、第二阶层上,始终透不到第三阶层去。[10]”中华帝国以文化立国,所以生命绵长迄今,而罗马帝国主要以武力扩张,所以亡后不再起复。

中国“这一国家体制,不仅专建筑在政治制度上,并须建筑在社会礼法与家族伦理、个人道德、人类心情之种种教育精神之配合上。这种配合,则以人类心情大群团结之道德精神为核心、为最高指导。所以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是直下到个人,直上到天下的,而以各个人之心体性情为其主要出发,与主要归宿之共同所在。[11]”在中华传统执政理念中,个人之文化修养及品德同国家之文化修养及品德都是一致的,故以提高个人之文化水平作为提高国家之文化水平继而促进国家繁荣昌盛为执政手段。因此,文化是兴国之法。

因此当国家出于危机时,也必然从自身文化着手更新进步,而不是全部拿来主义。钱穆在全盘西化之浪潮席卷海峡两岸的1987年指出:“当前中国之病,则在一意崇慕西化,亦仅知求之外,不知求之内。先则一意崇美,但终未有得,抑且不胜其有失。乃又转而求之苏联,其弊乃更甚。今则一国分而为二,一尚美,一尚苏,而终不见国是之所归,盖已不知内在一己之犹存亦。…… 或曰,中国之旧之老,乌得重运用于当前。不知老与旧可“变”可“新”。其变其新,其要则仍在己,不在外。惟知外,不知己,则又何变何新之有?[12] ”可见,文化亦为救国之道。

大陆和台湾都有正反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对国家发展的根本作用。

大陆在改革开放前是一段对传统文明进行剿灭的时期,在文革达到鼎盛,国家发展也由此大受影响,我们可以和印度比较一下在1960-2000期间的人均GDP就清楚了,如下图[13]

 

 

1960年,中国人均GDP为89.521美元,超过印度的81.285美元,而随着中华文明不断被破坏,其对国家发展的后续效应不断体现,印度在随后的30年内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领先中国的,尤其是在后15年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一直到1991,中华文明在文革结束后逐步恢复元气之后,中国才迅速超越了印度,直到今天。

再来看台湾,下图来自于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的数据:从民国41年(1952)到民国106年(2017)(预测)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不提供网络链接)

 

     由图可知,在台湾去中国化之前(最早从李登辉于民国77年(1988)执政开始,民国89年(2000年)陈水扁当选后加速至今),台湾经济发展是长达30多年高速,期间正是民国政府复兴中华文明运动的高潮期。而随着台湾对中华文明越来越排斥甚至敌视,其经济发展也同样一路下滑至今而没有任何复苏希望。因为台湾人不明白,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以消灭自身传统文明的方式,如同大陆当年的文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以上经济走势表现得非常清楚。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这样概括:“政治的进步或倒退是国家内部诸多原因导致的结果,比如活力、创造力、文化和文化的水平、教育系统的质量,尤其是危机中社会的适应能力。[14]”法国在戴高乐以后的衰退正是其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英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击却无法更新进步的结果。法国Éric Zemmour在其畅销书《法国的自杀》[15]中就批判法国白左闹腾的1968年五月革命摧毁了法国传统文明,至此以后法国就陷入长期衰退之中。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整个西方世界的衰退就是其传统文明被60年代各种白左运动破坏而无真正更新之后开始的。

可见,文化与国家兴亡之关联是真正的普世原理。

 

 

    提高国民个人文化修养为文化执政首要

中华传统里,从平民到君王都以修身来提高个人文化修养为人生第一要义,并以此带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和实力之进步。而文化修养的进步则由个人生命的续存为起点,以追求天下大同之心为终极,是一种不断追求集体利益和历史意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与国家一起达到崇高。

正如钱穆对人生三阶段的分类:“第一阶层是“小我人生”,只求把外面物质来保全自己生命之存在与延续。第二阶层是“大群人生”,这一阶段的目的,已在各得保全自我生命之上,要求相互间的安乐,来过一种集体的人生。第三阶层是“历史人生”,此一阶层之目的,在求把握人类内心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使你心我心,千万年前的心,与千万年后的心,心心相印,融成一片。不仅有集体的广大性,且有历史的悠久性,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内心安乐,无与伦比的。[16]”这既是个人文化的演进,也是国家追求的升级,从我国之存亡利益,进为各国之和谐安乐,最后是天下之大同。

与中华文明大同主义相对的是西方个人自私自利主义。德斯坦就批判滥用的个人自由对集体和国家造成的损害:“ 我们当代的自由理念不再是把我们同国家事务及其决策联系在一起了,对我们而言,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都有根据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行动的权利…… 自由,对今天的法国来说,违法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合法。[17]

而这种极端个人自由正是西方民主化后个人文化修养下降的结果,因为西方民主在把贵族拉下来做平民的同时,也把贵族重视个人荣誉与使命及其对国家责任的文化修养降级为平民无所顾忌的个人利益优先。尤其是在不顾子孙后代而寅吃卯粮的福利分配方面最为典型,德斯坦称之为“对补助的崇拜:导致我们超额公共支出的最后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法国人对国家财政补助的热衷。[18]”在拥有多元文明背景移民的西方国家里,文明先进的族群大多勤劳进取,交税远远大于补助,而文明落后的族群中领取财政补助的比例往往比前者多得多。

因此如果国家,不管西方或东方,不承认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分,就不会去从提升文明先进程度出发来帮助个人提高文化修养,自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同族群分化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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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2

[2] 同上,p. 88

[3] 同上,p. 131

[4] 同上,p. 133

[5] 同上,p. 184

[6]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法国前总统1974-1981),法兰西学院院士2003- ),汉语学习者中华文明研究者儒家思想者。他知道法国问题严重,希望从中华智慧里寻找对解决法国现实问题有用的内容。他在2000年出版的政论《法国人,关于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中就屡次通过中法文明和两国现实的对比来给法国困境提出建议。

[7]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65

[8]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57

[9] 法语原文:La déclin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st dû à des cause internes, liées à notre manière de penser, de décider et d’évoluer,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17

[10]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73

[11] 同上,p. 44

[12] 同上,p. 200

[14] 法语原文: Le progrès ou le déclin politique est le résultat d’éléments intérieurs à la communauté nationale, tels que le dynamisme, la créativité, le niveau de civilisation et de culture, la qualité du système éducatif, et surtout la faculté d’adaptation de la société en cause.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23

[15] Éric Zemmour, Le Suicide Français, Albin Michel, 2014

[16]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23

[17] 法语原文: Notre concept contemporain de la liberté ne consiste plus à nous sentir associés aux affaires du pays et à la prise de décisions qui nous concernent, ce qui nous paraît aller de soi : il est perçu comme le droit de disposer d’un espace individuel de liberté, où chacun agit comme bon lui semble. […] La liberté, telle que la conçoivent les Français d’aujourd’hui, légitime à leurs yeux des comportements contraires à la loi.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213

[18] 法语原文: Le culte de la subventionUne dernière cause de l’excès de nos dépenses publiques est évidemment l’attachement passionné des Français à l’aide financière de l’État. 作者译。同上,p. 187

文化执政就是法治基础上的以德治国

相对西方传统上以宗教精神领导政治而言,中国传统是道德领导政治,这是更为先进的执政理念,并且保证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因为:“宗教是出世的,道德是现世的。由宗教领导政治是间接的,而由道德领导政治则是直接的。道德政治并不抹杀个人自由,因道德精神根本必须建筑在个人自由之基础上。而道德政治亦必然兼顾到多数心情多数意见。道德精神之终极归向,必然是为多数与大群的。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19]

今天世人都误以为中国传统之德政比西方现代法治国落后,其实是不懂道德文化比法律文化更先进之故:“用法律来规定人类相互自由之际限;然而法律永远追不上实际人生不断的变化。民主政治的毛病,便出在这里。人人都在无限伸展他找自由的权力意志,只把人与人间公定公认的一些法律来规范自由的际限,这是龟兔赛跑,永远的赶不上。因此法律决不能算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基础。[20]”法学之根本是习俗的强制化,因此法律是人道德退化的救济,是由外而强制于人的,是人与人之间争斗的裁判方式。而道德是人由内约束于自己的,是人与人之间敬与爱的方式,自然要比法律的文明层面更高。另外,法律一般都是滞后于时代人文之发展,而后者往往先有传统道德来因时调整,只有非强制的道德解决不了,才要依靠国家暴力机器支持的法律来解决。所以,以教化提高全民道德就比法律强制的国家治理方式更加文明和先进。当然也更加和谐,最简单来说,家庭和睦如果要靠立法还可能有和睦吗?法律只是各种矛盾处理的最后救济,而不应成为治国方式之首选。中国古代法律几乎是刑法的同义词,并不是中国法治不发达之故,而是道德太发达,一般社会矛盾与人民纠纷完全可以用道德习俗来解决,法律不过是最后一道防线,自然多为刑法了。

西方没有德政之传统和理念,基督教权昌盛时期以教义为道德标准,教士为法官,算是一种德政的变体,但依然是靠外在的宗教强制于个人,并非真正的德政。民主之后,宗教道德约束不再,法律成了依法力争个人利益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全民道德的标准。一切利益诉求一旦通过多数决立法,仿佛就变得合法合理了,而根本不考虑其是否符合道德标准。2014年12月4日,德斯坦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了《关于道德》的演讲[21],批判法国政治乃至法国人的道德衰败。他首先质问:“当代民主权力可以是符合道德的吗?这个权力应该符合道德吗?[22]”他的回答是“民主建立在公民道德的基础上,运行良好的民主需要有理性和负责的公民。[23]”他以法国超额国债为例批判了从政治家到法国人民都缺乏道德意识:“没有人自问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如何偿还2万亿欧元的债务,…… 但是严格财政支出的政治家将输掉下一次选举。因为我们的同胞们投票给那些许诺多的候选人,而排斥那些试图讲真话的。…… 权力的道德其实是反映公民自身道德的镜子。[24]”在演讲的最后,面对法国乃至西方民主的变质,面对法国的沦丧,德斯坦呼吁用道德来解救民主和法国:“我们从此进入民主时代,让我们一起来梦想:从今以后,我们每个公民都将以道德、勇气、讲真相的能力来选择候选人,哪怕这些会让人沮丧。[25]”他的这种想法固然是其自身智慧的体现,但也受到中华传统文明中以德治国的启发,这就是他在演讲的开头里说的:“我们充满好奇地发现在汉语经典中的“礼”字同时代表了道德与权力[26]”。

德斯坦是百年来唯一一个进入法兰西学院的国家元首,也是百年来能把学术和政治完美结合的唯一的西方大国元首。这篇演讲是他在88岁高龄,研究了30多年中华文明后发表的。这足以说明,任何文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或者任何个人文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必然会把道德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中华文明只是曾经领先一步到达了这个阶段而已,而德斯坦作为法国当代的圣贤,成为西方世界推崇德政来挽救现行民主制度的第一人也是法国作为西方文明之冠军的必然。

 

    文化执政要保护和延续民族文化

 

钱穆一生以反对西化和复兴中华文明为己任,以中华文明之传承与更新为中国发展之根本。而西方自多元文化论主宰学术、传媒、政治各界以来,不仅自己国家变成了表明光鲜的文化万花筒,而且还经常批判中国及东亚传统文明先进国家不追随他们所谓的多元文化。结果呢?数十年来的不承认文明先进落后之分的多元化让西方成为道德沦丧,治安恶化,恐怖袭击为日常生活的社会。而近年来,中国那些被西方洗脑的知识分子乃至执政集体也追随所谓的多元化,使得伊斯兰扩张主义在华夏大地横行霸道。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执政的背叛。

当中国的西奴西粉们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转的时候,西方的圣贤如德斯坦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种违反文化延续性而多元化的错误。他在2000年回忆到:“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我说过这样一个悲伤的预言:“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采取理性而公正的移民政策,我们就面临极右派掌权而欧盟崩溃的风险。我没说是20年之后,而是50年之后。[27]”17年后来看,施密特并不是过于悲观了,事实上他还是太乐观了。而德斯坦自己是这么看待多元化的:“法国民族身份形成于其文化的传承和积累。这是一种有源头可寻的大流,在不断由外部支流而补充完善下的结果。而不是由来自外部的多元文化各自固守其不同传统而在同一国土上陈列的大拼盘。[28]

所以,当代中华文明就是以汉文明为主体,并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吸收兼容了其他民族文明而形成的。由此,文化执政就意味多元文明向主体先进文明的汇聚即合流,而不是主体文明向其他文明的分流。今天之中国乃至世界之混乱正是犯了后者的错误。

 

    文化执政要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人类各民族虽然起源不同,但人性同一;各民族文明虽进步有渐次,但方向归一;各国政治虽然各有千秋,但价值观趋于共识。世界文明的进步如千万河流汇聚入海,各民族文明竞争的不是孰强孰弱,而是对这同一大流的贡献多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世界和平发展依然需要一个领袖文明来做指导,好比世界的执政党,各国之竞争好比世界范围内的大选举,哪个文明能为世界文明发展做更多贡献,哪个文明就可以暂为执政地位。而哪个文明不再有能力展望世界未来之时,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自然下降了。

比如19世纪前的法国就因为其文明领先而为西方之霸主,尤其以17-18世纪为盛。而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文明已不再能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力量了,因而法国的国际地位也就不断下降了。德斯坦中肯地说:“今天,法国之思想很难跨越国境。除了一些哲学理论家的话,法国人原创的观点和立场很少在国际思想辩论中起影响。…… 那些伟大的法国知识分子,从伏尔泰到马尔罗,都曾经是关于未来的理论家,或者可以说是对未来的梦想家。今日之世界正虚位以待未来之梦想家,尽管我们应该和其他国家分享,但此席位依然等着我们呢。[29]”德斯坦讲的不仅是法国和西方文明衰退的问题,而且还指出世界文明同样需要新的思想家,需要新的领袖文明来更新。

事实上,在整个世界都缺乏对未来的梦想和预见的时期,绝大部分人却忽略了中华文明。人类失去对未来的判断力是因为他们无法预见一个中华文明复兴后的民主中国对世界巨大的影响,除了极个别的西方人,整个西方完全不了解中华文明,除了少数中国人,整个中国完全不理解中华文明,除了极少数未来中国的创世英雄,整个精英阶级无能力展望中华文明该如何领导世界。我们不妨从钱穆的梦想中找到些线索吧:

阶级斗争之对象,仅为财产,为一切物质生活条件。而自由主义所拥护者,则除财产与一切物质生活条件外,另有所谓思想之自由。然思想自由之主要内容,则仍不出宗教信仰与哲学玄想之范围。道德与艺术,善与美,仅成为宗教与哲学中之附庸,为其次要之一项目。游离了人类本心之内在要求,而求一超越人生的善与美之根据,则亦惟有凭借宗教信仰与哲学玄想可为其最后的壁垒。在我所想象中之人类新文化之下一幕的大体面貌,则应该太高道德之善与艺术之美,来作为人类文化之最高主持与领导。一切政治、法律、经济种种措施,应该为求到达人生之善与美,而尽其为一种工具与技巧之本职。至于善与美之真实根据,则在人类心灵之内在要求,而不再宗教与哲学所信仰所执政之外在超越之无何有之乡。[30]”“最近将来之人类新文化,我一向认为当由中西双方之文化交流中产出。将来人类新文化之“最高企向”,就其鞭辟近里言,就其平实真切言,决然为“道德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与哲学的。[31]

这是钱穆在1951年说,从全球来看,可算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先知了。我相信,人类很快会重新认识他和中华文明的价值。

 

 

3.书中的知识点(举例)

  

一是基本的知识。

首先,我们要了解关于文化的定义:“我认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 文化是指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文化譬如一大流,个人人生则如此大流中的一滴水。……无论个人多么重要与伟大,仍然受到他所生活在的文化大流之规束与指导……文化有其“传统性”,同时又必有其“综合性”与“融凝性”。[32]

其次,我们要知道他对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文明一派之批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人类历史看成斗争,否定在否定,而始终没有超越出文化第一阶层之消极意义与生存目的。于是人类文化演进,全成手段,永远钉住在物质人生之最低阶层上。此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人类文化演进通律所犯最大的错误。[33]

再次,我们要知道他对世界文化诞生的研判:“我们纵认为世界文化诞生之第一步骤,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之控制与领导,则此一步骤,殆将过去。其第二步骤,将为世界各地狱、各民族、各文化系统之得从此控制下解放出来,经此一番鞭策与警惕而各自新生。将来之新世界,将以各地之文化新生,代替以往之西方文明之传播;再将以各地文化新生中之相互交流,代替以往西方文明传播中之经济摩擦。各地域、各民族之秩序与组织,将由各地域、各民族之文化新生而完成。斗争性的世界史,将渐转为组织性之世界史。然后由于各地域、各民族之各得重新完成其秩序与组织,而转进到世界之大融合。[34]

最后,我们需知道:“中国民族在此长期过程中,无疑的必将扮演一主要之角色,而贡献其至大之任务。[35]

以上既是对二战后全部世界历史的高度预见,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则是总结,更是未来之展望。而所谓交流则是各文明的竞争,过去的执政文明西方文明要下台,各在野的文明就要相互竞争,最终产生一个新的执政文明,因为世界之新文明也终究需要一个核心文明来领导。钱穆在1950年,自然不会公开宣称我中华文明必为下任世界执政文明,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则是一种必然,是机遇,更是责任和使命。

 

二是可以由此延伸研究的向导类知识

“艺术精神则重在“欣赏”,把整个的我,即把我之生命及心灵,投入外面自然界,而与之融为一体。于是在自然中发觉有我,又在自然中把我融释了、混化了,而不见有我,而那外物也同成为一“灵”。这是艺术的境界。[36]

中国的艺术可以取代宗教,为中国人抒发其宗教情感的方式,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讲究意境,而不是写实。因为只有意境才能把我和自然融于一体而有灵性。所以中华文明虽然没有类似其他文明的组织型宗教为最高的精神生活,但可以有艺术来代替。为此,从中国艺术入手研究或可以避免由于宗教扩张主义引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种个人自由的哲学,只是一种政治哲学,而非一种超政治的哲学;因此也非一种指导全部人生终极理想的哲学。[37]

钱穆这里说的个人自由是指西方政治哲学范畴的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光谱中介于左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右派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之间的中间派,因此是与左右派政治哲学并立的政治哲学,因此并不因为其为西方式的“中庸之道”(英语为golden mean,法语为juste milieu)就可以如中国式的“中庸之道”而具有统治型的国家哲学地位。原因正如钱穆所说的,这非一种超政治而可以指导人生的哲学,因此其理论内核并不具备“吞并”左右两翼的能力,而中国的“中庸之道”则因为具有指导人生和指导国政的双重能力而成为全民最大的哲学共识。因此,西方之党争既没有帮助个人自由的精神升级,又违背了民主的本意。而中国的“中庸之道”倒是民主制度更新进步的出路。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领导之政党就属于中间党,而他对民主政治之党争弊端也深恶痛绝,于是提倡一种法式的中庸之道来解决。他认为政党竞争“并不是战争,而是竞赛。政权的更替并不代表着各种混乱的结果,好像是悲剧或革命,而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转折。我们信任这种两个对立集团更替着领导国家的机制,但必须认同一个基本的哲学共识。由此国家才能和谐必要的传统和必须的变革[38]”。这是德斯坦在1976年总统任期内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他在1981年卸任以后转向中华文明研究,因为“和谐”是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对他而言,既然在法国文明里找不到“和谐”的智慧,那么自然要到其他文明里找找了。所以,我说天下贤哲最高远的共识其实无论历史先后,中外之别,都是一样的。黑化中华文明者,其实都是被那些学术工厂制造的饭碗类西方和中国学者所坑害了。他们应该多向德斯坦这种真正的西方王者学习才对,不要和其他人一般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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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43

[20] 同上,p. 94

[21]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Discours sur la Vertu, le 4 décembre 2014, http://www.academie-francaise.fr/discours-sur-la-vertu-2014

[22] 法语原文:Le pouvoir démocratique contemporain peut-il être vertueux ? Ce pouvoir doit-il être vertueux ?

作者译,同上。

[23] 法语原文:La démocratie est fondée sur la vertu des citoyens. Pour bien fonctionner elle exige des citoyens raisonnables et responsables. 作者译,同上。

[24] 法语原文:C’est ainsi que se sont accumulés deux mille milliards d’euros de dettes dont personne ne se demande comment nos enfants et nos petits-enfants pourront les rembourser, … c’est-à-dire avec un minimum de rigueur, mais perdre l’élection suivante. Car nos compatriotes réélisent ceux qui promettent beaucoup, et écartent ceux qui essaient de parler le langage de la vérité. … La vertu du pouvoir est le miroir dans lequel les citoyens peuvent se regarder. 作者译,同上。

[25] 法语原文: Nous sommes désormais en démocratie. Faisons un rêve : chacun de nos concitoyens déterminera désormais son vote en raison de la vertu des candidats, de leur courage, de leur aptitude à dire la vérité, même si celle-ci est attristante ! 作者译,同上。

[26] 法语原文: Et il est curieux de constater que dans la langue chinoise classique, le sinogramme Li exprime à la fois la vertu et la force du pouvoir. 作者译,同上

[27] 法语原文:L’ancien chancelier Helmut Schmidt, me faisait récemment cette sombre prophétie : « Si nos gouvernements ne sont pas capables de mettre en œuvre une politique juste et rationnelle de l’immigration, nous risquons de voir arriver au pouvoir presque partout, je ne dis pas dans vingt ans, mais dans cinquante ans, des gouvernements issus de la droite autoritaire, et l’Union européenne éclatera. ».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p. 251

[28] 法语原文:L’identité française résulte d’une addition, d’une accumulation de cultures qui sont venues enrichir le rameau initial et dont il est aisé de retrouver la trace, et non d’une juxtaposition de cultures qui auraient conservé chacune leur enracinement extérieur, et dont le seul élément fédérateur serait leur présence simultanée sur le même territoire. 作者译。同上,p. 256

[29] 法语原文: Aujourd’hui, la pensée française déborde difficilement sur l’extérieur. En dehors des écrits de certains théoriciens de la philosophie, les prises de position des auteurs français ont peu d’impact sur les débats d’idées internationaux. […] Les grand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de Voltaire à André Malraux, étaient des théoriciens du futur, ou, si l’on veut, des rêveurs de l’avenir. Dans le monde actuel, cette place reste disponible, même si nous devons la partager avec d’autre. Elle est à prendre. 作者译。同上,p. 68

[30]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130

[31] 同上,p. 133

[32] 同上,pp. 4-7

[33] 同上,pp. 19-20

[34] 同上,pp. 87-88

[35] 同上,p. 88

[36] 同上,p. 45

[37] 同上,pp. 114-115

[38] 法语原文:Leur rivalité n’est pas une guerre, mais une compétition. Leur alternance au pouvoir ne représente pas une suite de bouleversements chaotiques, annoncés comme des drames et ressentis comme des révolutions, mais une suite d’inflexions dans la progression de la société. En confiant alternativement la conduite de leurs affaires à deux équipes opposées, mais partageant la même philosophie de base, ces pays concilient les nécessités de la continuité et celles du changement. 作者译。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Démocratie Française, Fayard,1978     Préface inéditep. 170

三是可以结合自己过去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

文化阶层一步一步提高,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步步向上。下一阶层的目的,只成为上一阶层之手段。只有目的能决定手段,不能由手段决定目的。因此有存在不一定有安乐,有安乐不一定有崇高,只有崇高的则必然安乐,必然存在。[39]

由此,当人和国家追求崇高时,则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当法国刚刚从二战中恢复过来,戴高乐坚持追求崇高作为复兴法国的战略了。他说的“没有伟大的法国不成其为法国。[40]”不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谋略。这一点,大多数法国人其实不懂的,因为西方文明没有文化领导政治的传统,戴高乐是百年来最伟大的法国政治家,才能如此超越传统。

现社会的一切法律,本不足以代表人类不能摇动之真理,而只随着临时各个人的权力意志而转动。[41]

在民主多数决机制下,国会立法逐渐变成了政党恶斗以分裂社会的工具。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思想家潘恩早在两个世纪前那本美国革命的“圣经”-《常识》中就说过:“为了保证所通过的法律都十分正当,可约定不少于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称为多数。在这样一个公正地组成的政权之下,谁要是想挑起事端,那一定是投到魔鬼的怀抱里去了。[42]

“而周武王与伯夷与孔子,乃同为中国古代之圣人。要之,自尽其心,自明其明德,自修其身,自行其道及其至,虽事业有大小,地位有高下,而同得为圣人。由此亦可觇中国文化传统之大义深旨所在矣。[43]

中华文明求“相和”不求“相争”,即使相争之双方亦由道德而相和,同为圣人,如周武王与伯夷,因为其各行其道。这是和西方文明截然相反之处。西方人好争,一对政治对手很难被同认为圣。如法国之雨果与拿破仑三世之争,雨果反对拿破仑三世政变推翻第二共和而建第二帝国,流亡国外19年,后荣归得享共和国之父的美名,为国民推崇之圣人。而拿破仑三世则以他认为对的方式复兴法国,其执政20年不仅是法国民主化进程之关键“训政”时期,而且是法国从农业国进步为工业国的现代化时期,其在民生等具体领域之实际政绩犹在其叔父拿破仑一世之上,为保守右派推崇之明君。但在法国,尊雨果者必贬拿破仑三世,反之亦然。我常对法国人说,法国的精神在于雨果和拿破仑的结合,因为他们两人都以自己认为有道的方式行道而为国,方法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值得尊敬。法国人通常无法理解这种完全矛盾的和谐思想,正是西方文明缺乏“相和”之理念。

 

四是马上可以学以致用的。

“中国的道德教训像是一严父,文学艺术则像一慈母。一张一弛,中国文学艺术却担负了西方的功能。[44]

今日大陆宗教主义,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耶教之扩张,还是传统宗教的复苏,都是因为中国文学艺术在49以后的没落。因此如果要抑制宗教主义,单靠无神论是不行的,还是要复兴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

“惟考试内容,则中山先生未经详作规定,而亦无起而继其功。汉唐以来,中国政统上研究讨论最值注意之最重大一问题,今乃无人过问,此诚大堪惋惜之事矣。[45]

这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与诸君共勉!

 

3. 质疑:

“甲方(游牧商人民族)必游离飘扬,归宿到“抽象化”,易于“发展宗教”;乙方(农业民族)必土着生根,归宿在“实体化”,易于“发展伦理”。[46]

钱穆从民族特性来推导宗教发展方向如西方和阿拉伯等,伦理发展方向如中国。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分析。因为世界上农业民族很多,而仅有中华文明是唯一的非宗教起源之文明。比如印度是农业民族,却是纯宗教起源的文明,迄今宗教仍为其文明内核,比西方更加宗教化。所以,应当从语言文字出发来看其宗教和伦理之两分发展。汉字是仅存的表意文字,即具象文字,而其他都是拼音文字,即抽象文字,按钱穆上述推导,抽象易于宗教,而具象即实体化易于伦理。因此,唯一拥有具象文字的中华文明就成为唯一的非宗教而伦理之文明,其他所有拥有抽象文字的文明都有着显著的宗教之起源。而中华文明圈内的如韩日越南在其文明成熟期内的文字就是汉字,因而也走了特别靠近伦理的方向。在文字与宗教关系之领域,我还没有发现有相关研究,我也只是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作为宗教学者的顿悟,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我不是语言学家。所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就留给有缘人有心人来填补了,这是功在千秋的事情。

若必如西方,以结党选举为政治之基本,则果使孔子出而竞选,未必能胜于阳货。战国诸子出而竞选,亦未必能胜于孟尝、信陵、平原、春申之四公子及苏秦、张仪之徒。故中国人重少数,而少数必宗于“道”,而此道又必传于“师教”。[47]

钱穆终身质疑普选,此比喻又成一证据,我非常不赞同。因为圣人,如果是真圣人,自当守得住“经”之常且懂得“权”之变。一个时代的文化基础会培养符合这个时代的新圣人。孔子时代出孔子,孙文时代出孙文,焉知普选时代出不了新尧舜?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时代的文化同样教化这个时代的国民,选民自有选举领导人的标准,相信人民的智慧,否则今日影视歌体明星岂不是垄断了所有执政席位?其三,选举制度之设计亦可有助于真名士当选。中国人重少数与普选多数决并不矛盾,本来当选人就是以多数决而来的少数,只要人民尊“师”重“道”,不愁新孔子做不了执政。

 

4. 延伸阅读

   这次重点推荐本导读中推荐的法国前总统、法兰西学院院士德斯坦的作品。一、《法国人,关于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部书只有法语版,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Français, Réflexions sur le destin d’un peuple, Plon, 2000;二、《法国的民主》,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Démocratie Française, Fayard,1976年初版,非常畅销,因而以后有多次再版的版本。还有英文版,Valéry Giscard d’Estaing,French Democracy,Doubleday,1st edition,1977;三、《关于道德的演讲》,只有法语版,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Discours sur la Vertu, le 4 décembre 2014, http://www.academie-francaise.fr/discours-sur-la-vertu-2014

 

5.作业

以下形式自选其一

  1. 书评:不少于2000字。
  2. 以《文化执政之我见》为主题谈谈你的看法,议论文形式,不少于2000字。
  3. 以《用文化手段来反恐》或《未来世界之文化发展》为主题,发表一篇演讲,总计5-10分钟约1500-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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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上,p. 16

[40] 法语原文:La France ne peut-être la France sans la grandeur. 作者译

[41]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96

[42] 潘恩,《常识》,何实译,华夏出版社,2003p. 54Thomas PaineCommun Sens1776

[43]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1952p. 138

[44] 同上,p. 56

[45] 同上,p. 159

[46] 同上,p. 30

[47] 同上,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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