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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生平-如何爱国之三阶段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仅仅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称之是不够的，他还可以跻身于20世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之列，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已经隐约可见其认为政治应当超越于意识形态党争的思路。战后蒋介石曾邀请胡适为民国总统也是对其政治能力的肯定。尤其是在国难之际，胡适任驻美大使四年（1938-1942）通过各种演讲和外交活动，不仅成功完成联美抗日重任，而且向美国精英及公众介绍了一个堪称完美的中国，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迄今为止最杰出的的外交演说家，我希望中华文明复兴后有人可以超越他。因此胡适不仅是坐而论道的学者，也是很务实的政治活动家，更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典范。我就如何爱国为主线把他成年后的人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务实地爱国阶段（抗战前）、智慧而自信地爱国阶段 （抗战中，尤其是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诚恳地爱国阶段 （重点在台湾时期）。当然这几个关于爱国的定语都贯彻了一生，只是在不同阶段某种特征表现得更突出。
务实地爱国阶段（抗战前）
这一阶段从1910年胡适留美读书开始，包括了回国后的新文化运动、918事变及以后，直到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为止。这一阶段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活动都贯穿了胡适务实爱国的理念。
1912年胡适写《非留学篇》以批判当时留学之弊端而推出自己的“中国高等教育”策论 ：“敬拟二策：一曰慎选留学，所以挽救今日留学政策只失也；二曰增设大学，所以增进国内之高等教育为他日不留学计也”。其万言长文并非仅仅是书生论道的批判，更有关于高等教育的具体的政策和规划，细致到“惟有时或经费不足设大学，或地方所需以某科为最急，或其位置所在，最适于某科，于是专科学校兴焉。在吾国，如江西之景德镇可设瓷器专科学校，萍乡、大冶科设矿业学校也。”该策论借鉴其在美留学期间的观察和研究结合中国国情而作，以“为中国造新文明”为核心目标。当时胡适不过21岁，留美只有两年，不论其策论是否完全成熟，可见其爱国之情和务实之理念。百年后，我中华留学美国数十万有余，有几人超越个人职业发展而关心中华民族之未来的？有几人有能力写出这么具体的策论的？本书院把实用性专题研究论文作为毕业标准正是以胡适为榜样的。
《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第一篇是《逻辑与哲学》，是1917年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其中写到“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2]”以及“我希望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可以能够运用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关于起源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国思想家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思想家所获得的伟大成果。[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动机：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华文明的方法，这就是其学以致用的爱国理念。2015年我在自己的硕士论文（研究法国大文豪兼政治家-雨果的政治生活）的导言中最后也加了一段“个人动机”：“中国一直处于民主化的困境中，而知识分子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所以很合适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在民主化过程中最好的典型-雨果。这段法国史的研究是对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微小贡献。”所以，当今天我看到胡适这段话时，不由激动一下，并不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因为我在长期的孤独旅程中看到了百年前为民族复兴而坚持理想的“胡适同志”。
当然，1917年胡适的具体做法和本书院主张的中华文明复兴方法是不同的，我们主张中西方思想上平等交融而成就超越两者传统之上的新文明。这个主张和1933年的胡适是很接近的：“中国也成功地带来了文化转型。…… 并创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与新世界精神水乳交融的文明。[4]”我们要在西方文明领先的领域用西方来激活中华，比如现代民主。而在中华文明领先的地方用中华来更新西方，比如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回国以后，胡适就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原则践行他的理想而推动新文化运动。
不仅在学术上，在政治活动中，胡适也是很务实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就向全国学生呼吁“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5]”。后来他虽然自己为争自由而批判国民党，但却并不鼓动学生，正如其1930年的日记所云“我十三年来不愿鼓动学生来赞助我的主张[6]”，因为学生首先要读书“一为承受人类知识学问的遗产，二为读书而读书（致其知而后读），三为解决困难，应付问题[7]”。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胡适也转变了对国民党敌视的态度：“胡适结束了国民党之间在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一个在互异中合作的关系[8]”，这正是其务实地爱国之表现。更加可贵的是在当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能不顾个人声誉坚决做少数派而冷静地坚持原则“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是他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早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期，他已坚决得宣传这样的主张，并因此招来一片毒恶的咒骂[9]”。可惜，当时有多少学子能理解他的拳拳苦心而不被煽动呢？
虽然他要求学生继续安心读书，但自己却投入了抗战的外交战线，“1935年6月27日夜，他给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专谈怎样长期抗战，以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 他的假设是：“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中国必须下定决心，单独做几年“绝大牺牲”的苦战。他说：“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10]”因为当时中国国力弱，现代战争是凭工业技术实力而非人数取胜的，单凭勇敢是救不了国的，中国抗日需要外援。因此务实地爱国的胡适就任驻美大使之主要任务就是“怎样把美国卷入远东的战局是他使美的最大愿望[11]”。这种务实原则是他和国内文人最大的区别“李国钦兄从祖国飞回，他说，“武人可算是尽了他们的责任，中国如不支，罪在文人“。此言可谓”一语道破“。[12]”
智慧而自信地爱国阶段 （抗战中，尤其是担任驻美大使期间）
1938年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还处于绥靖主义的高潮之中（慕尼黑协定是1938年9月底签署的），对中国的卫国战争更加不可能到拔刀相助的程度。中国和中华文明对世界而言不仅是陌生的，更是受到鄙视的，尤其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历来是专制国家，并不是自由世界的一份子。所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他得扭转几个世纪以来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为中国抗战争得最大的同情和支援。这首先需要他有对中华文明足够的自信，其次还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诠释和传播，因为真正的政治演说不能闭眼撒谎，而必须站在事实的基础上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演绎。《中国的文艺复兴》书中有两篇堪称是外交演说的经典：《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和《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生活方式》。它们也激发了我重新认识中华文明，虽然我知道这两篇是以学术包装的政治演说。下面略作点评，请大家认真研读英汉双语全文。
《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是1941年3月12日胡适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演讲：
1. “在这些历史基础中，我只想提三点：第一，一个彻底民主化的社会结构；第二，2000年客观的、竞争性的官吏考试甄选制度；第三，政府创立其自身“反对面”的制度和监察制度。你们可能已看出，我只指明了民主中国的制度基础而未包含其理论的或哲学的基础。我认为，制度既是哲学传统的产物，又是哲学传统的化身；所以，说明一种哲学传统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助于历史上的制度去说明。[13]”胡适提到的这三个基础都是西方在民主化之前所没有的，可以彰显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尤其是第一点非常好地回答了“中国是否能民主？”的“永恒问题”。最后一句则是用事实为古代中国缺乏民主理论做辩解（这是胡适在民主和中华文明两方面的知识局限，中国古代也是有民主理论的）。这里也有一个翻译错误“反对面”的英文原文是“opposition”，应该翻译成“反对党”。
2. “在中国接触到西方国家的民主观念之前的诸多世纪中，中国村塾里的孩子们就在吟唱着这样的顺口溜：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是孔子“有教无类”学说的通俗诠释。[14]”这虽然有点牵强附会了，但作为对美国人的政治宣传是很好的，因为这意味着民主观念在古代中国是上到知识精英下到村里的儿童的全民共识。
3. “汉帝国的创立者们起自下层贱民、包括屠夫、肉贩子、殡仪业者、街边小贩、村野农夫、其妇亦多出身贫贱。这是由平民建立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一个王朝和帝国。仅这一事实，就是中国民主传统的重要财富。[15]” 美国人是很注重传统的，汉帝国作为第一个长命的统一帝国就是以后2000多年的必须遵循的先例。而就西方文明来看，当胡适用英文“by the people”（林肯的名言之一：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来说明公元前汉帝国之起源时，简直是个神话，因为西方在现代民主之前从未有过“by the people”。
此演讲在同年4月2日也用于为美京妇女界的演讲中，非常受欢迎：“一千个座，没有一个空的[16]”。
《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生活方式》是胡适于 1942年3月23日在华盛顿的华道克利夫俱乐部的演讲。这个演讲的内容和《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差不多，但用了一个非常美国化的主线串了起来，这就是用中国人的民主和自由之生活方式来对比日本独裁和好战的生活方式。比如“基本上说，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17]”英文原文是“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basically a conflict between the way of freedom and peace and the way of despotic oppression and militaristic and imperialistic aggression.[18]” “the way of freedom and peace”用得多好啊。它把反侵略的民族主义属性的抗日战争立马提升到了捍卫普世价值的自由与和平的最高层面了，这就比单纯的国家间冲突更有正义性，也更能得到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援。这种措辞只有真正理解西方文明和美国受众感受之后才能表达出来的，而不仅仅是精通英文。去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无数精通英文的公知跌掉了眼镜，正是他们并不懂得美国人民的心。
国内最近比较“仰慕“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讲，但那是纯粹的政治演说。而胡适作为著名学者兼大使，他用学问支撑的政治演说有着无可替代的功用，因为这对社会各阶层而言更具有说服力，胡适才是真正的“男神”。
诚恳地爱国阶段 （重点在台湾时期）
民国政府迁台后，胡适转变身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自由派”，他是拥护蒋介石的，但也作为自由派的领袖以改良原则推动在台民国的民主进步，既考虑时局必须的统治手段，也寻找可行的改革方式，不过激也不迎合。这时期可谓诚恳地爱国阶段，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1956年10月10日：我们爱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纪念他四十五年的多灾多难。他的灾难多半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努力不够，他的拯救还得靠我们人人苦干。[19]”
一方面他继续在美国正面宣传中华文明和中国的自由，比如“1956年7月27日，今天做最后的演讲：The World Importance of a Free China自由中国的世界重要性[20]”、“1956年7月29日：在寓中写明天的演讲，题为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Confucianism 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传统[21]”。另一方面也敦促民国政府的民主转型，从1951年写信给蒋介石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22]”，到1960年反对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但是他和雷震等不同，他并不支持建立反对党而取代国民党：“我要劝告他们两点：一在时间上要展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 不可急于组党，二我要劝他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23]”但是，他也为雷震案当面向蒋介石求情。
这里我加几句题外话，台湾民主化其实最早最大的推手还是来自国民党体制内部和大陆迁台的自由派人士，创刊于1949年的《自由中国》就是其早期代表。这些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派，因为他们视民主为目标，而不是手段。民进党经过多年包装以后，把台湾民主化的功劳占为己有，本质上却是以民主为手段的台独目标，甚至是卖台媚日。这些年以来民进党的真实目的都逐步得到了验证。但他们能成功，也和国民党政府“慢一拍”有直接关系：他们不及早和诚恳地爱国派合作民主化，最终就被不爱国的独派抢到了政权和民心。
胡适在雷震被重判之后也非常消沉，几近绝望，甚至完全颠覆了其以前对中华文明的价值肯定。《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最后一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中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华文明的否定“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24]”“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25]”。对比其驻美大使时期的演讲，真是判若两人，绝望之情令人唏嘘。
他诚恳地爱这个国，而国却并不诚恳地待他。
这点他和钱穆大不同，除了两人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理解的深度不同之外，胡适毕竟还是“美国人”，他参与政治活动太深且太过务实了，所以容易被眼前的成败而左右思想。而钱穆则不同，他是几近纯粹的学者，超然于现实世界而自立于悠长的历史之中，所以可以尽短期之人事，知长期之天命。我说他是真正的国师，因为我相信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一生为故国招魂”未必在其有限的生命中可以实现，但必将在未来成真。
我们相识是这个世界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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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明复兴而读书！
[1]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 16
[2] 同上
[3] 同上，p. 18
[4] 同上，p. 169
[5] 胡适，《胡适文存》(三)，黄山书社，1996，p.572
[6] 胡适，《胡适日记》（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 846
[7] 同上
[8]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 34
[9] 同上，p. 38
[10] 同上，p. 50
[11] 同上，p. 55
[12] 胡适，《胡适日记》（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 124
[13]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 315
[14] 同上，p. 316
[15] 同上，p. 318
[16] 胡适，《胡适日记》（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 451
[17]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 360
[18] 同上，p. 346
[19] 胡适，《胡适日记》（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 451
[20] 同上，p. 441
[21] 同上，p. 443
[22]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 117
[23] 胡适，《胡适日记》（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 725
[24]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哲生、刘红中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 483
[25] 同上，p. 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