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blog
Editer l'article Suivre ce blog Administration + Créer mon blog

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Pages

Publié par 陶赟

Raymond Aron(1905-1983)是法国自由主义大师,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知识分子。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上篇导读中评论美国的索维尔时用的是“美国保守主义大师”,而这次对阿隆则用“自由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英美系和法系政治光谱的区别。

 

通常而言,西方政治思潮可左中右三分,现代的“左”起源于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大革命的革命派,那是民主化初期的左),一直向右扩展到社会主义(桑德斯)和第三条路的社民主义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和马克龙。“中”历史最悠久,是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的鼻祖,在英国从洛克、密尔到Hobhouse,在法国由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到阿隆,在美国为杰斐逊和潘恩,中国的儒家是更具有圣王气质和统御力的自由主义。现代的“右”没有真正的思想起源和明确的理论指导,因为他们是防御性的保皇派和反对法国大革命派,以维护传统为核心理念,即所谓保守主义。在英国以伯克为代表(虽然其本人和我并不认为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一直到今天的保守党;在美国就是自杰斐逊之后的小亚当斯建立的辉格党到其继承者共和党;在法国是早先的保皇党,但历经多次革命之后,按英美意义的保守派基本被清除出法国政坛了,所以法国的右派其实是“中”派自由主义的右翼。所以,法国政坛整体上比英美系偏左一些。19世纪的政治斗争基本上围绕着“中”的自由主义对抗“右”的保守主义而进行。20世纪以来,由于共产主义的崛起,在英美,左翼取代了“中”的自由主义,成为对抗右翼保守主义的主要对手,而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退隐之后,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的对抗成为了主线。这是阿隆和索维尔的重大区别,尽管这两者有着非常多的共识。我还要强调一点:左翼总是强调自己是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也往往攻击这个被左翼篡权的自由主义,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左翼无论其如何演化,都是共产主义或者说极权主义的各种凶残或温柔的变体,绝无可能代表自由主义,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哪个自由主义者会以“政治正确”为名来封杀言论自由的?所以,任何对自由主义的攻击不是缺乏政治学知识,就是别有用心来反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客观的说,阿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因为他那些伟大的预言和警告从来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而发挥真正的作用:30年代初预言纳粹德国的崛起,50年代揭露苏联共产极权的罪恶,其后始终战斗在批判白左对人类文明毒害的最前线。历史在不断证明阿隆之伟大的同时,嘲笑着人类的愚蠢,而人类在不断追认阿隆智慧的同时,继续堕落,直到今天整个世界被白左彻底占领,萨特终究是赢到了今天。人类的悲剧也就无可避免,最新的英国曼彻斯特恐怖袭击也正是白左的累世之功。严格来说,阿隆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介入的旁观者”的自我定位限制了他尽最大之努力来拯救人类的行动。作为当时唯一还有点力量抗衡白左的大知识分子,阿隆有足够的智慧和远见及一切创造历史的才能,唯独缺乏足够的雄心和战斗力,他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来把责任实践到极致。这正是西方文明固有的缺陷,因为“知行分离”和“学者和执政者的分离”,西方知识分子往往没有做到“尽人事”的极限,就已经“知天命”而放弃了。所以,法国和人类并没有在悲剧发生之前享受到阿隆的好处,我们只能怀念他。

 

本导读根据思考过程的逻辑性分六部分:1. 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简介;2.雷蒙·阿隆的理念;3. 书中的知识点;4. 质疑:西方介入式知识分子的失败 ;5. 延伸阅读;6.作业。本导读介绍的是相当全面的读书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读书目标和兴趣有所取舍或增加。

 

注:1. 只有页码而没有出处的引用均来自: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杨祖功、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法语原版是:Raymond Aron, le Spectateur engagé, Julliard, 1981;2. 标注(雷)的出处为:《雷蒙·阿隆回忆录 - 五十年的政治思考》,刘燕清、孟鞠如、沈雁南、马燕、孙国琴、杨祖功、赵健译,三联书店,1992;3. 标注(知)的出处为: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4. 标注(论)的出处为:雷蒙·阿隆,《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5. 标注(T)的出处为:Raymond Aron, La tragédie Algérienne, Plon, 1957(法语原著,中文译名为阿尔及利亚的悲剧);6. 标注(R)的出处为Tony Judt, La responsabilité des intellectuels : Blum, Camus, Aron,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Jean-François Sené,Calmann-Lévy, 2001,(英文原著的法语版,英文原名为: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该书有中文版的:《责任的重负》,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   

 

1. 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简介

“英国知识分子的高明之处是将意识形态简化为技术层面的冲突;美国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于将那些道德争论转变为更重要方法而不是目的的争论;法国知识分子的特长则是出于为全人类思考这一狂傲意愿而疏忽甚至常常加剧了本国所面临的问题。”(知,p257)在西方,法国的知识分子是距离政治最近的,他们无时不刻希望影响政治决策。因为法国的政治特征和它的文学是不可分离的,文学是法国的灵魂。典型如孟德斯鸠的成名作《波斯人信札》就是以文学形式创作的政治评论来讽刺旧体制的专制,更不用说雨果的《九三年》是对大革命和人道主义矛盾最深刻的反思。最新的如Houcellebecoq的政治幻想小说« Soumission »(屈服,Flammarion, 2015)勾画了一个2022年在穆斯林总统统治下的法国:伊斯兰教法治理法国,女性全面普及面罩,退出教育和就业领域,男性可以娶四个老婆包括幼女。法国知识分子颇具中国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这和法国不同于西方各国的起源有关。

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国是西方最早统一而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也自认是古代希腊罗马精神正统的继承人,就如前总统德斯坦对法国的定位“新希腊”。因此,权力的集中更有利于知识分子通过影响权力中心而影响国家,而法国文化和哲学的发达则为这种影响提供了能力和社会承认的基础。比如法兰西学院虽然是学者组成的机构,但很多政治家都具有法兰西学院院士资格,比如孟德斯鸠、基佐、托克维尔、梯也尔、克列孟梭、德斯坦等,这是西方其他国家没有的现象。下面我们分别按19世纪和20世纪粗略地介绍法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况。

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下,是天主教教士集团长期主导着法国的知识领域,因此大革命后的19世纪是世俗知识分子全面取代教士集团而在精神上领导法兰西的百年。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主宰的19世纪上半叶,诗人被认为是社会灵魂的导师,是国家的精神元首。1830年革命正是文学创造自由促成政治自由的结果。法国的文豪们认为文学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各种知识分子都以他们的创作方式来推进法国的民主化。除了最广泛反应政治诉求的文学创作之外,历史学家们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围绕大革命史进行的话语权竞争从复辟时代一直持续到阿隆时代,甚至于今天。在法国,可说是谁掌握了大革命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法国的政权,因为每个政治势力都自命为大革命最纯种的继承者,如同海峡两岸都自认为国父孙文的继承人。政治学家则通过撰写政论来推行自己的理念,比如贡斯当写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夏多布里昂写《基督教真谛》宣传保皇主义,托克维尔则以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大开法国人的脑洞,如《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连被知识分子讽刺为“白痴”的拿破仑三世也在狱中完成了畅销政论《消灭贫困》。新闻记者们则根据各自理念创办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以宣传其理念并影响政治决策。作家雨果也通过自己的儿子们创办过报纸《事件报》,把它变成自己的宣传阵地,“强烈地憎恨无政府主义,温柔而深情热爱人民”就是该报的口号,反应了典型的中间派自由主义立场。

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不仅是各种政治思潮的宣传者,本身就是执政集团的重要成员,比如大革命时代掌权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复辟时期,大诗人夏多布里昂担任过外交部长;七月王朝的自由主义者如历史学家基佐就是首相;1848年二月革命初期大文豪拉马丁是临时总理;二共时期雨果、托克维尔等知识分子普遍通过选举加入执政集团;第二帝国时期知识分子或在“体制内”建立反对党进行议会斗争如Alfred Louis Darimon等,或在海外流亡坚持“反法”斗争如雨果。第三共和国时期,虽然知识分子逐渐淡出越来越职业化的政坛,但还是有Jules Ferry和雨果在坚守。19世纪是法国知识分子全面介入政治活动的黄金时代,无论其成功或天真,他们都用行动证明自己对政治的承诺,他们非常接近中国“知行合一”的“士大夫”集团。

但是随着普选(1848年法国男子普选)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政治家越来越职业化,到了19世纪末叶,法国的“中国士大夫们”无法也不愿适应这种看着进步实际蜕化的民主而逐渐退出政坛。正如雨果自嘲到:“我不是什么政治家,我只是一个自由的人”。在党派成为民主的统治者后,我们可以设想“自由的人”是无法在政坛立足的,因为他在个人独立和党派立场之间选择个人独立。所以20世纪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就回归到西方文明的传统,很少再直接通过选举进入政坛了。但是他们借助新闻媒体和教育的普及(法国实现义务教育后,识字率普遍提高,读书读报的人越来越多),成为我们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借助舆论的力量来影响政治决策。这是以1894年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为标志的,法国知识界由此分裂为新的左右对抗,斗争形式则由过去实际的政治斗争(选举,议会,执政)转变为舆论和学术领域的论战。至此,“口诛笔伐”成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手段。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执政者和议政者的能力要求不断提高,从19世纪民主制度初建时期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认识,到了20世纪初民主制度确立后的实际的执政能力,比如具体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这使得传统的文人类知识分子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们却很少潜心学习新知识比如经济学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阿隆就这样评价法国总理布鲁姆:“20世纪的实践很难被19世纪成型的人所理解。莱昂-布鲁姆是一位高尚的人,但他的智慧成型于1914年以前。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30年代的经济和大危机。”(p36)这还是执政者,至于其他没执政的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法国知识分子就越来越“知行分离”,也就越来越转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白左装逼犯了。同时,因为法国和西方教育观念的落后,重视理念和概念远远胜过实践,装逼言论和思想更容易吸引最广泛的群众,所以白左就在这百年里成功达到统治西方乃至全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目标。可以说,20世纪起除了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了一战,以后每次人类的大灾难都同白左的装逼密切相关,这在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里有详尽的例子。

战后法国知识界虽然也分为左右对峙,但以萨特为首的左派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阿隆和加缪是极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但是后者过世太早(1960),在战后30年里主要由阿隆抵抗那些白左,保卫着法兰西民族的智商不至于降低到零分。Tony Judt 在 《责任的重负》里这样描述阿隆的思想(笔者译自法语版):“在阿隆的思想里,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公共自由的联系是非常清楚的,如同托克维尔一样,这种联系与其说是出自理论,不如说是来自实践和观察的结果为原则”(R,p192)、“政治行动要面对情势,而不是情感表达”(R,p211)。尤其是这句总结把白左的丑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法国的知识分子,根据他的观察,既不试图理解世界也不与时俱进,他们只会谴责。如此这般,他们不仅可以推卸他们自身至于社会的责任,更可以蔑视人类社会的本质。他们的斗争从来不是介于善和恶之间,而是以偏好反对厌恶。”(R,p229) 

自阿隆逝世后,法国右派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同等影响力的大知识分子可以抵抗白左的全面进攻了。虽然苏联垮台对白左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又借助力挺多元文化/伊斯兰教的逼格收复了不少失地。今天的法国思想界和其他各国一样是被左派所把持的,是今天野蛮可以战胜文明的根本原因。

 

2.雷蒙·阿隆的理念;

我按四个方面来分析阿隆的理念:人生理念、政治理念、决策理念、斗争理念。

 

人生理念:介入的旁观者

和左派以意识形态主导其行动完全不同,阿隆是以现实为原则的。他的这种想法在1933年从德国回到法国后就确立了:“我完成了我的政治教育,而不是情感教育。1930年春刚到德国时,我还是一个纯情少年。1933年返回法国,我已经长大成人。。。本来通过读书也可以明白一切,而我是从现实中学到的。。。 我最终放弃了探究什么意识形态最合适,我不时扪心自问:应该干些什么?”(p20)而他的行动不是如19世纪的前辈一样去参政,而是:“从1947年到1977年的30年间,我能在《费加罗报》上继续写时政文章,就说明我一直泛泛地搞政治。我不把自己看作政治家,因为我从来不是任何选举的候选人。但我是一个政论家,或政治学者,既写大部头著作,也评论日常事件。”(p93)阿隆对自己参与政治的定位是很清楚的,而其思维方式则更加有别于左翼的单向度思维,阿隆更加懂得换位思考:“作为记者,我一生中经常问自己:如果处在部长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p147)虽然法国的现实政治环境,无法成就一个“士大夫”的执政的阿隆,但通过这种角色扮演让阿隆也能成为精神上的“士大夫”。可以说“阿隆模式”是西方现行体制约束下知识分子能够达到“知行合一”的极限了。可惜,阿隆缺乏革命的勇气。

 

政治理念:自由主义

阿隆虽然被归类为右派,但却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有别于左右的中间派,其思想继承自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事实上,正是他重新发现了托克维尔的价值并推向法国和世界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和左右的区别:“自由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一种反意识形态”(论,p37)。通俗一点说就是去政治化去党争,这与儒家提倡的君子群而不党是一样的。他还揭露了公有制名义下的自由其实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不给劳动者更多的自由,至多给予劳动者某种自由感。”(论,p116)好比那句著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独立的,他赞同具体的政策而非无条件的支持某人某党的一切决策:“如果是戴高乐主义者,就要忠诚拥护戴高乐将军,不管他说了什么,都要坚信不移,那么,我确实不是戴高乐主义者。”(p92)所以,如此独立的人物在19世纪政党萌芽期还能生存,但在政党成为民主代名词的20世纪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正是西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左翼意识形态崛起后,自由主义者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独立的本性使其在刀光剑影的选举和政治斗争中缺乏战斗力。但是,无论是从渊源还是现实需要来看,自由主义是民主制度真正的基石,如何在实践中让他们重新崛起就是民主制度进步所必须寻找的出路。

 

决策理念:务实理性

虽然他是哲学出身而不是经济学出身,但阿隆不断根据社会的需要更新和扩张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是右派和左派截然不同的地方。左派很少去认真学习他们不懂的经济,而一贯从道德出发丝毫不考虑实际效果。比如阿隆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左派倡导的以及几乎整个舆论都赞同的社会立法,从现在起包含着一种负债,因为它们不可能在不损害其他同样正当的利益的情况下无限制地扩展。例如,在法国,其费用源于工资税的家庭津贴有利于家庭中的父辈或老年人,却有损年轻人和单身者,即最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利益。左派就肯定会比关心加速经济进步更多地去关心避免苦难吗?”(知,p22)而对于就业,他说“集体所有制或充分就业的方式,必须根据其效力,而不是其信奉者的道德影响来进行判断。”(知,p23)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很正常的逻辑,那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了的,而当时1955年,阿隆就警告了这一切。他还指出数据统计背后的真相:“如果黑人的失业率比白人的失业率高,那么原因不仅仅在于企业主要更愿意雇佣白人。当种族歧视不复存在的时候,黑人的失业率仍然可能比白人的失业率高,因为黑人中有更多的非熟练工。”(论,p87)因此,解决黑人失业率高的办法不是以种族平等为名搞逆向歧视,而应该从提高黑人劳动技能的根本处着手。显然,前者比后者更有逼格和更容易给白左提供个人名誉的舆论炒作,后者更需要踏踏实实的工作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所以在白左掌控的社会里,搞了半个世纪之久那么高逼格的逆向歧视,但黑人的经济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

在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时,阿隆虽然和左派一样支持其独立,但他的理由是从实际出发的:“要把两个根本上完全不同的民众结合在一起必会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各种适合一方的法律及风俗并不适合另一方。”(A,p40笔者译)“面对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两者间巨大的生活质量差异,所有基于法律上平等的政策都会是灾难:它将摧毁法国却无法拯救阿尔及利亚。” (A,p43笔者译)。起初那些法国裔的阿尔及利亚人恨他,但最后赞同他,因为这是现实:“六十年代末期,我碰到好几次一个从阿尔及利亚逃回来的夫人。最后,她相信了我,坦率地对我讲:“。。。实际上,只有您才关心我们。您对我们说:等到法国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它将没有钱给你们,这些钱都让徒劳无益的战争花掉了。””(雷,p494)

而在先进文明如何帮助落后文明方面,阿隆理性地指出:“临近2000年,将有七十多亿张嘴要吃饭;因此,必须降低出生率。在上帝眼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从体魄或智慧的潜力来讲,他们是不平等的。降低西方的出生率,对于反对人口过多的斗争无济于事,相反,会加剧危机。欧洲和美国的人口下降,不会增加非洲或南亚饥饿人口的食品,反而可能减少高效率生产者的数目,很可能使富裕的人民停滞不前,而他们又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者和开路先锋。目前只有这些精英,也许事出偶然,带动全人类并减少贫困群众的疾苦”(雷,p836)这一点在今天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不仅仅从物质文明角度出发考虑的话。

 

斗争理念:以批判白左为己任

阿隆是自由主义者,因此他不是以斗争为纲的,这“斗争”二字是我戏剧化的。但是,和以萨特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进行论战可算是阿隆一生的执念。因为他要挽救被白左降级的人类智商。

1955年,阿隆首先戳穿了无产阶级的道德神话“革命者们借助理想主义,把完全消灭工业社会中的弊病这一超人类的使命赋予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勇气承认,随着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资产阶级化,它会丧失那些看上去视乎该赋予它一种天职的美德”(知,p93)无产阶级专政的腐败可比资产阶级政府厉害多了。其次,他抨击了白左所谓的自由其实是无法无天主义:“1968年的民间标语“禁止禁止”不仅仅包含了一种内在的、逻辑的矛盾:“禁止禁止”相当于犯下人民已经犯下的罪;而且也包含一种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荒谬,它假设,只要有信念,人们就能过一种没有上帝和主人、也没有法律和警察的和睦生活。”(论,p121)再者,他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做了精辟的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实现它所追求的平等,但取消了我们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给我们的启示是: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遗传和社会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杰出人物或第一流人物的相同能力。空谈理论的平等主义徒劳地致力于限制生物的和社会的天赋,它不能通向平等,只能通向暴政。”(论,p133-134)。

实际上,阿隆目光如炬:“作政治思考并不难,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从中得出规律,而后服从这些规律。我可以同意思想家让别人去吃力不讨好,去思考行动,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弃权。”(雷,p173)这段深刻揭露白左的懒惰和对权力的迷恋,和他们自我标榜的高尚截然相反。而这正是左派和民主自由冲突的根源。

 

 

3.书中的知识点

  

一是基本的知识。

该书是跨越阿隆一生的采访实录,对非专业法国史或欧洲史的读者而言,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细节。比如敦刻尔克撤退后法国军队的士气:“我们被转送到一个兵营,那里的英国军官逐个发问:“您愿意返回法国吗?”。。。“您愿意加入戴高乐派运动吗?”。。。当场的法国人中,屈指可数。几乎所有人都想回法国。对他们来讲,战争已经结束了。法国被打败了,被占领了。好啦,结束了。”(p55)还有他对左派的认识:“他们钟爱意识形态,宁愿用文学方式表象理想社会,拒绝研究一种现实经济的运行,一种自由经济的运行,一种议会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运行。”(p146)以及他对政治学本质的认识:“由于我的政治立足于现实,有些读者从中再次推断我是个地道的右派人物。但我不知道,政治还能立足于别的什么。”(p155)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自由主义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我是通过分析现代社会来验证政治自由主义和智慧自由主义。。。。我不相信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能够成为坚定的自由派”(p196)。大家现在可以明白了吧,为何我在本文的开头要强调白左根本不是自由主义,实际上他们是反自由主义的。

 

二是可以由此延伸研究的向导类知识

比如对民主和革命之关系的深入研究:“我认为,把“民主”和“革命”两个修饰词连在一起是相互矛盾的。可以把民主作为目标搞一场革命,但通常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搞革命。”(p134)再如研究国家的扩张或种族融入可以借鉴的:“当时(1958)有1000万穆斯林,数量相当可观,但在法国人口中也只占不足1/4。1980年,阿尔及利亚人超过2000万。到20世纪末,人口将达到3000万或4000万。然后,如果这3000万或4000万穆斯林属于法国的组成部分,议会,即国民议会的组成将有40%或50%的穆斯林议员,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p155)实际上,阿隆是最早警示法国伊斯兰化的,这在今天尤其重要。

 

三是可以结合自己过去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

作为历史学者,我对这句深有感受:“无知和愚蠢是构成大写历史的重要元素。”(p27)而同时作为世俗化学者,下面也同样让人联想到伊斯兰教:“想到苏联,我就联想到集中营,联想到专制主义,联想到扩张主义意志。另外,我曾试图解释,苏联之所以变成这样,不是偶然的,也不能归咎于斯大林的错误,而是因为,来源于一种革命运动理念。如果我仅仅限于说苏联是斯大林式的制度,不谈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萨特也许能够容忍。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出了问题,对他来讲,这触及了根本。”(p135)今天当白左叫嚣到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完全没有关系时,阿隆的这些话是显得多么珍贵啊!另外,对于中国的民主派来说,下面的话更值得玩味:“商业关系促进东方和西方和平的理念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表现的理论。而且,这也是一个过于温和的说法。说实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p224)最后,当今天那么西奴西粉为西方主子抹黑中华文明时不妨读读这句“现在西方人的道德是个人享乐、个人幸福,不是公民道德,生存权利也成了问题。如果公民义务不复存在,如果欧洲人不再觉得应该有能力为维护这些享乐和幸福而战,那么,我们将处于辉煌但又衰落的状态。”(p243)

 

四是马上可以学以致用的。

    一方面是研究社会的方法,应当有亲临现场的观察和思考,而不是仅仅是“宅”:“我也听过希特勒的演讲,他的德语太可怕了,我马上联想到一些可怕和恐怖的景象。可以看到有人穿赭色制服,不过主要是希特勒上台以后的事了。三个星期以后,穿赭色制服的德国人以惊人的方式急速增加。即使在我经常去的洪堡大学之家不少学生我已经结识了两年,他们并不是希特勒分子,也穿上了这种制服。就这样崛起了。”(p9)这种第一现场的亲历使得阿隆成为30年代极少数警告纳粹德国威胁的知识分子之一。而可笑的是,这种观察方法迄今都不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研究方法,因为“太主观了”。所以,当你看到街头越来越多的黑色布袋时,也不能说该社会正在伊斯兰化,因为你也“太主观了”。另一方面是对新旧体制转化的认识,阿隆这样评论1968年法国学生的造反:“我只是觉得大学生正在摧毁旧的大学,但不能建设另一种大学。”(p205-206)所以,如果没有全盘的新方案,就不要先急吼吼地打倒旧体制。

 

4. 质疑:西方介入式知识分子的失败

从今天白左横行的结果来看,阿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他的继承者迄今都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他的失败固然有其个人性格,或者说法兰西民族个性中缺乏进取精神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西方文明本身的缺陷。首先,西方的自由主义是介于左右之间的平衡式甚至是摇摆式的中庸,往往过于迁就于情势,而缺乏永恒性的进取动力。比如书中,阿隆多次用消极的回答来答复提问者的质疑:“你们说, 我又能做什么呢?”(p21)“没那么困难,主要是讲了也没用.”(p115)而非中华文明中具有领袖气质的圣王式中庸,所以就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晚年回归教育,而儒家竟然坚持千余年构建一个人类史上唯一的德政帝国。而阿隆就太注重短期成功率了:“在政治上必须取胜,要么,就不要从政。”(p82)其次,西方文明无法融合抽象和现实,正如阿隆自己说的:“我在写抽象著作时脑子被现实问题缠住了,如果我选择一条更便捷的道路,只从事新闻工作,也许写的东西内容更加宽广。”(p251)这种矛盾在中华文明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学术以平天下为实务,并不追求抽象。但实际上最注重抽象的德国哲学又为人类提供什么呢?民主自由的没有,共产和纳粹两大极权主义倒是源起德国。所以,西方学术的逻辑完美反而成了人类的祸害。最后是西方知识分子对附庸型的定位限制了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采访者)您经常说,要给知识分子的角色下个定义,可以在“天意良知与君王顾问”之间挑选。”(p25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职业角色的选择,毕竟一个时期的执政集团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在理念上并不存在这种选择,因为他们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执政的圣王和士大夫的,他们是天意良知和君王的联合体。由此,自然有着凌云壮志而奋进不已。

所以在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下,阿隆最激进也就只能做到“介入的旁观者”,他从未参加过选举,也没有想过通过执政来推行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但是在一个传媒大众化的现代社会,在公权力越来越扩大的现代国家里,如果不能参选和执政,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再牛逼的公知也不会比总统更能吸引媒体关注度,也没有一个普通国会议员的投票更能决定议案的生死。更重要的是,只有政绩才能作为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自由主义的正确和白左的错误,如果仅仅通过论战,理性讲道理的自由主义者怎么可能战胜激情澎湃的白左装逼犯呢?今天西粉西奴如此时尚,无非是中华文明近代以来还没有足以标榜的胜绩,让他们自觉低人一等罢了。所以,我希望本书院的同学们都要在将来建立战绩以为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要务。

另外,从传播技术上看,阿隆的著作大多太学院化,这并不利于向大众普及,如果他是要参加选举进而执政的,则必然会考虑自己的语言风格,其作品和理念必然比现在更通俗易懂而流传更广。

 

5. 延伸阅读

阿隆的著作太多了,但有两个缺陷,一是时代性太强对不了解当时法国史的同学来说太难懂了,阿隆还有个爱好,特别喜欢讲自己和其他人互动的故事,如果你对那些法国人并不熟悉,就很难领悟其中的深意;二是学术性太强,非专业同学也不易掌握。所以完整的书,我就仅仅推荐本书了。另外可以看看《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中的《结论》和《后记》两章。

 

6.作业

以下形式自选其一

  1. 书评:不少于2000字。
  2. 以《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主题谈谈你的看法,议论文形式,不少于2000字。
  3. 以某一具体事例为由头,发表一篇批判白左知识分子的小演讲,总计5-10分钟约1500-3000字。

 

学习进度提示:

2017/3/11-6/11    《国际弘道模块》 (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人的精神)

2017/6/18-9/18   《知识分子模块》 (知识分子与社会+介入的旁观者)

 

欢迎关注文明之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taoyun2017   

为中华文明复兴而读书!

 

Pour être informé des derniers articles, inscrivez vous :

Commenter ce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