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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才能发扬光大
前几日研究佛教，发了几条围脖 ，各位评论不少，我都认真看了并思考过。今天以一短文作为答谢，标题参考了@吟余听梵音 同学的评论：“佛教只有在儒家的土壤中才能发扬光大”，思路则受益于大家的评论，也谢谢各位的指教。
简言之，南亚和东南亚等基本属于小乘，以谋求个人解脱为主。东亚包括西藏基本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不仅要求佛教徒个人修行得解脱，也要求能够普度众生，后者是与小乘佛教最大的区别。
汉传佛教和印度原始佛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大乘思想的践行方式。在中国，这种普度众生的大乘精神并没有真正成为佛教徒或者佛学爱好者的追求，尤其是士大夫们更多地把禅宗当作文字或思想游戏。圣严法师就批评说：中国的佛教乃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行为。
就印度原始佛教教理而言，他没错。但这正是佛教经过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改造后的进步之处。主要有两个原因：1、儒家把佛教改造成了个人精神灵修的方法，使之超越了宗教而达到了更纯净的哲学高度；2、恰恰是中国人的不“普度众生”去掉了原始印度佛教的弃世消极成分，使佛教不至于对人进取的本性和社会自发的进步造成消极的影响。这两点让中华佛教对于个人和社会产生了更多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越了印度原始佛教的文明等级。
因为在中国有儒家，个人修佛得解脱或开悟后，普度众生的方法不是佛教的领域而是儒家济世平天下的职责了。佛教的大乘思想在实践的部分转而由儒家大同思想来取代了，而儒家正是普及到民间的信仰，小“大同”以“光宗耀祖”度族群，大“大同”则度天下人。中印佛教的这个区别和两国佛学之人的能力有关，印度无世俗能力，因为释迦牟尼不是大印度的统治者，而中国的士大夫则是帝国的统治者。这种大乘思想的践行方式的中国式转变，恰恰是把宗教力量对社会的改造转化为了世俗力量对社会的改造，从而使得社会改造能够以更理性和人性的方式进行，正符合中华文明的政教分离之传统。可以说，政教分离在过去漫长的数千年里造就了人类最发达的文明，在未来还将普惠到所有文明中，尤其在未来百年内，非中华文明而不能拯救人类。
正是经过了中华文明的改造，佛教和文明才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比如汉传佛教的东亚地区。而未经中华文明改造的佛教，在印度反而衰落几近消亡，在西藏和南亚等非汉传佛教地区则影响了本土文明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
当然，中华文明对佛教的改造远不止于此，我在2015年5月也发过一条围脖：“佛教应当感谢早期中华的排佛运动，原始佛教经过了中华成熟文明的教育和培养之后才能有今日壮观和理性的地位，并为宗教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创立了典范，佛教是中华文明的养子。” 这可以简要概括中华文明对佛教发展的影响，由此出发可以有很多更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