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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Ma France Idéale - l'amour d'un "Tocqueville chinois",Ma France Idéale, juin 2019 304p. ISBN 978-2-491198-00-8

法语专著:《我理想中的法国:"中国的托克维尔"之爱》,2019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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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é par 陶赟

选择Samuel Huntington, Democracy’s Third Wave ?1991中的部分观点进行批判。

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中国是专制政体,这一观点影响了几乎全部的西方和东方学界,使得中华文明被彻底而相反地误读至今。而亨廷顿对全球的学术和政治圈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其对儒家(他说的儒家可以代指中华文明,本文亦如此)的错误看法也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类对民主和中华文明的认识。虽然此文写于26年前,但这些错误看法继续统治着东西方学界,是今日人类文明持续堕落而找不到出路的根源之一。当然,这不能把责任算到他这个不懂中文的学者身上,汉学家和中国人是最应该首先反省的,尤其是中国人自己。

另外要强调一点,不能因亨廷顿对儒家的误读而否定其智慧,虽然西方学界乐于批判其著作不够学术标准,但我作为每年读东西方数十本著作的书呆子而言,亨廷顿是伟大而清醒且颇具远见的战略家,是西方罕见的理论联系了实践的学者,《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都值得反复阅读。

引号内为亨廷顿的观点,页码引用自: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

 

P373 “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家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

这是客观事实,他说的没有错。26年以后,这种情况随着儒家宪政派的崛起而略有改观,但总体上没有变化。

目前儒家宪政主义的核心错误在于没有深入理解西方民主的实质,原因是他们虽然是儒家,但却没有条件继承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也没有条件亲自深入西方民主的具体实践-主要是选举中去体会,而是作为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进行研究的。而西方汉学家也有同样有着知行不合一的问题,因为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身份合一自19世纪中达到高潮后,从20世纪开始完全分离了,西方学者本身也缺乏民主实践的经历。所以对儒家的理解就无法以传统儒家(知行合一)的气质和视野进行了,这种身份的分离是导致东西方对儒家误读的根源。

因为:儒家就是政治家(不是政客),儒家是要执政的,而不仅仅是做学问,没有政治家的世界观根本无法理解儒家。

 

P374 “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

事实与之正好相反。

儒家是把国家融化在社会里,传统中国可说是有社会,而无国家,却有天下和天下之社会,因为天下大同并不是国家的大同,而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之大同。这是儒家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重大理论进步,是人类的终极理想。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左右之争往往围绕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展开(国家干预社会的程度),而中华政治却是围绕着国家如何为社会服务而展开的。

因为西方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所以社会自治机构抗衡国家是西方欠发达文明的固有思维。而在中华,社会本来就高于国家,正如道统高于法统一样,对于法统权力的制约自然有代表道统的士大夫阶级承担。最高如宪法(儒家伦理)的解释权就不在国家,而在社会。社会中的士大夫阶级本来也是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并不需要如西方国家一样建立诸多的自治机构以外在形式对抗国家,而是士大夫集团的内在制约,比如在朝在野的相互制约等。至于抗衡国家之机构合法性的问题是西方欠发达文明的内在问题,所谓合法性无非就是在西方国家,过去抗衡国家是不合法的,所以民主化要把这些行为和机构合法化。而在儒家文明里,因为社会高于国家,抗衡国家本来就是天理般的合法,所以并不需要重新强调合法性。

对儒家和中华文明误读的根源在于满清的统治。在其部落专制政体中,儒家虽然进入了统治集团,但统治权始终在满人手里,因此并不在社会了,这是与中华传统政体完全相反的,所以经过满清等专制四百年的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才有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争,尤其是49以后,传统社会彻底被剿灭,国家却垄断了一切。

所以今日中国之问题,这并不是儒家的问题,反而是起源于对儒家的背叛。

 

P374-375 “在八十年代,李光耀把儒教价值观的传播看作是其城邦国家的高度优先的工作,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限制和镇压不同的意见,以及阻止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媒介的传播。。。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儒教的反常现象。”

这是颠倒了因果。

威权主义是传统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要环节,尤其是对于新建国家而言,比如拿破仑一世结束大革命的混乱,稳定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三世稳定普选制度,戴高乐稳定第五共和国,美军军管模式的威权主义稳定德日的民主化,印度尼赫鲁稳定新生民主印度,凯末尔威权强行世俗化土耳其等。即使美国最初也是由华盛顿的威权稳固了美国(反对支援法国而同英国开战的多数)和民主政体(拒绝连任三届作为宪法性先例)。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只是一个“不例外”而已。

新加坡迄今还没有摆脱威权主义的阴影恰恰是儒家文化不够发达之故,这和台湾民主(不论其目前的质量,至少比新加坡更民主)正好成对比。如上节所述,儒家政体中,道统是要制约和领导法统的,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而在新加坡,士大夫即现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远远没有台湾发达而有力量,无法对抗国家权力,所以新加坡就没有台湾更民主,因为台湾儒家价值观更普及。再看韩国,连现任总统都被赶下台的民主肯定比新加坡更加完善,而其儒家价值观也比新加坡更加根深蒂固。

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持续至今是因为受到西方文明影响更大,重视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优先于重视共同体利益的儒家价值观,所以对威权的反抗自然就没有台湾和韩国更有凝聚力和传统动力。

 

P378 ““儒教民主”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P381 “伊斯兰教和儒教文化似乎对民主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里有三个错误,第一,儒家不是宗教,第二,把伊斯兰教和儒家进行同类对比民主是很荒谬的,这两点没有必有多讲了。第三是儒家和民主非但不矛盾,而且比西方文明和民主的关系更和谐。这点分析另见一文:中华文明传统不利于民主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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